2011年6月29日星期三

中国央行也要唱红歌

与西方世界的同类机构不同的是,中国央行丝毫不独立于政治势力之外。
这一点可以从央行网站周一发表的一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声明中得到透彻体现。
据这份声明说,央行周一举办了一场名为"永远跟党走"的主题文艺演出活动,意在凸显党对央行的控制,延伸之意是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控制。

在活动中,央行员工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的时代主旋律。
声明宣称,活动充分展示了央行干部职工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解放思想、团结奋进、爱岗敬业、创先争优的精神面貌。
在建党90周年之际中国上下高唱红歌的热潮中,央行员工并非首个卷入其中的知名经济领域工作人员。本月早些时候,中国一些最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家在上海一个庆祝建党90周年活动上高调亮相,他们也唱了几首爱国歌曲。
像这样的活动可以使人想到中国独特的政治格局,尽管有些突兀,特别是鉴于央行官员在其他场合下常常相对直言不讳地主张自由市场改革。举例来讲,去年央行副行长胡晓炼赞同地援引资本主义经济大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话,主张实施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在通货膨胀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一边大声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边在一个具有很多资本主义特点的现代经济体中生活工作,保持某种认知失调的状态,这已经成为中国很多知名度较高的人士的一种生活方式。看起来央行也不例外。


Aaron Back

2011年 06月 28日 14:36

华尔街日报

2011年6月20日星期一

三聚氰胺案中判奶农死刑是冤案

食品安全事故本质上是工业事故(Industry Accident);
工业事故不是回归原始农业的借口,农业时代的事故更悲剧;
食品事故可能会赔垮企业,但不应因事故本身报复企业家;
工业事故中的犯罪,基本上是“隐瞒事故造成公共危机”的犯罪;
三聚氰胺案中判奶农死刑是冤案

 

食品安全事故,本质上相当于工业事故。工业事故是令人悲哀的,但是只要你是发展工业,就一定避免不了工业事故;就象航天事故是难免的,只要航天飞机仍在飞,就终归会摔几架下来。中国低批次时吹了几年“无发射事故”(是否象苏联那样“属实”,等侯未来解密,笑笑),真的商业发射时,照样炸了人家的澳星。中国的太空人死在太空事故中,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

农业也有事故,不然古代不会有大灾荒和疾病传染等损失;——>象湖南湖北一直到重庆漫延着血吸虫病就不是工业的事故。工业事故即使是从生命的损失计都比农业时代少得多。核工业是这样,矿工业是这样,食品工业也是这样。工业能够通过市场经济,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从而减小了环境的损耗。孟山都虽然只不过卖东西要收钱,至少在向中国人供应物美价廉的粮食上,比毛主席思想要可靠得多,。

因此食品工业如果发生积累几十年恶果后的事故,属公共事件的工业事故;而不应简单归结于“资本家的良心”。就象发生了矿灾或者日本核电站事故,可以让当事企业赔到破产为止(不是报复,而是赔偿额本身足以导致破产),但与故意杀人罪或者公共恐怖罪之类,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无论是从经济法学的逻辑结果,还是从欧美现实司法判例来看,这类案件都不会针对企业家,而是针对企业法人的赔偿。

但是仍然有不少资本家在出现工业事故后锒铛入狱,原因不在于他们对事故本身负责,而在于他们对“隐瞒事故”负责。两者之中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同理,象sars这类公共传染性疾病发生,责任不能归于卫生官员,但是如果因为隐瞒危机而导致广泛传染,就要负上刑事责任,严重者可能会按紧急状态法处决。因为偶发性危机固然是不可能预见的,但已经证实后隐瞒,就等于扩大了危机,后果可以预见的。

三聚氰胺是大陆曝光的少数公共食品工业事故之一,另一起大头婴儿其实也是三聚氰胺搞的鬼。估计并非只有2起,只不过公有制传媒条件下“不暴露”而已,市场经济下知情权提升了,事情发生少了,但是传媒(暴露+炒作)也多了,一些脑瘫人士就会附和乌有之乡之类毛左,怪罪“怎么这么乱”。三聚氰胺事故的暴露,极可能是新西兰方面的逐利本能而非完全是良心:他们希望用便宜可靠的新西兰原奶。
采用物美价廉的新西兰原奶,无疑对于三鹿和消费者都是双赢的,就象采用转基因也就降低了中国的粮食压力,提高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尽管让孟山都等技术公司赚了钱。但反过来说,难道人家取得如此技术优势,就不应该赚点钱吗?三鹿的事件规模和后果,最终超出了新西兰方面的预想,也算是“逐利的资本家搬起石头砸了自已的脚”,但新西兰不是有点法治的常识,只怕坐牢最倒霉的就是新西兰人。

三聚氰胺如此规模的食品事故,国企三鹿赔光就是情理之中。事实上三鹿作为优秀国企的所谓“资本”早就资不抵债;有的就是一点点市场经济改革后积累的“三鹿”的品牌价值;不知中科委的金牌技术发明是西贝货,不是三聚氰胺的错,但三鹿国企领导们知假继续制假,三鹿最后一点无形资产也就丢光了。所以这几个国企领导坐牢,不是因为三聚氰胺事故犯的罪,而是隐瞒事故危害公共安全犯的罪

以此法理看该事故中的被枪毙农民白鹅就是冤案!这几个农民并不知道三聚氰胺会有害的——>连给三聚氰胺颁金奖的中科委都不知道!三聚氰胺自已在生产线中就有添加。(根据含量水平,不可能仅从少量原奶加入)。只要有点有机化学常识的中学生才知道,根本不是蛋白源的高含氮化合物,怎么可以当成蛋白质充数呢?中科委作为“国家权威”在此公共危机中的不良作用,大概正说明公有制的局限。

2011年6月18日星期六

开超级跑车的孩子

《开超级跑车的孩子》是流行男性杂志《GQ》七月刊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描述了"富二代"的生活以及北京独一无二的"超级跑车俱乐部"
文章使用实名,讲述了六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的故事:这群企业家的子女拥有自己的豪华跑车,他们在"超跑俱乐部"聚会交友,而加入该俱乐部的 "门槛"是拥有最新款的保时捷或者几辆兰博基尼。他们追逐模特,在奢侈的夜总会里烂醉如泥,"他们一边享受着金钱能带来的最好的生活,一边等着继承家族产业"。
传《开超级跑车的孩子》这篇特别报道直接导致了该期的杂志被召回。
北京光华路上一个报刊亭老板说杂志的七月刊本月第一个星期就到了,但是第二天全部被召回。当天卖出了有十来份《GQ》,再版的新杂志里没了这篇文章《开超级跑车的孩子》。 位于朝阳区华贸中心的《GQ》办公室的五名员工拒绝对此事作出评价,称他们不向媒体透露内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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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绿色的兰博基尼突然加速的一瞬,带来的酥麻和振动,和性快感的接近。
它停在夜店MIX CLUB门口,一个开宝马5系的女孩紧随其后,两个穿着嘻哈的胖子看到这一幕,在洗手间里飙了一段粗口之后,语速飞快的交流。
"你拿你的车撞她一下,你那个比她贵?"
"我买她俩!"
"那要是撞那辆兰博呢?"
"他买我俩!"
兰博基尼的主人张宽走下车,笑容可掬,光头,体态浑圆。他的身后,白色的阿斯顿马丁、银色的保时捷、红色的法拉利已排成了一排,环顾四周,当发现一辆"闽"字号的陌生跑车时,电话立刻打给了福建超跑俱乐部的负责人,他兴奋的问:你一个哥们儿是不是到北京来了,把他手机告诉我,我要约他喝酒!
北京超级跑车俱乐部,简称SCC,张宽是创办人之一。这个17岁高职毕业进入社会,27岁才开始享受青春的人,用两件事确定了自己这辈子没有白活:一、30岁前开上了法拉利;二、31岁前买了辆兰博。
"至少老了以后,我可以跟我儿子吹牛逼。爸爸年轻的时候开跑车、泡姑娘,你不能说你爸年轻的时候只顾着赚钱了,其他啥也没干!"
一年以前,带着刚刚跻身到一个全新阶层的欣喜,看到迎面驶来的高级跑车,他会拦在大街上,兴高采烈地敲开车窗,问:哥们儿!你好!加入我们SCC吧!
如今,端坐在客厅中央的座位,SCC则是那幢装满了美女、洋酒、充斥着欢乐的豪宅,无数的年轻人开着自己的超级跑车慕名前来,他手中握着那把通往卧室派对的钥匙。
那个享乐主义者以高调、炫耀、极富感染性的魅力为SCC定了基调,而这种流光溢彩、无忧无虑的生活为张宽笼络住了两类人,一类是他自己,渴望抓住青春最后的尾巴,一类是胸怀大志,但目前无力可施的财富第二代们。
SCC一次集体活动中,张政对一个貌美的女孩儿产生好感,为试探她的财富,他把这个女孩儿约出来见面,各自取车时,当看到了她的保时捷之后,他决定不再与她联络。
那是一辆五年前的旧款,第一,真正中国富人家的孩子不会愿意开一辆老款车型出门。第二,它挂着一个刚刚放出的京N牌号,说明车上牌不久。
他极流利地判断出这辆车的来历:小贸。
所谓小贸,是境外商人来中国之后,与海关的一个协定,他们可以带来一辆昂贵的车,但这车只能是三年前的款型。因此,这辆专门为老派富豪设计的座驾,极有可能来自某位外商的馈赠,并非她的爸爸。
在中国大陆,购买一辆跑车往往要付出这辆车在国际上的一倍以上的金钱,并花费大量的时间等待,限量生产的超级跑车为男性车主们明码标价,也在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缔造出一套甄别富贵的方式。
富人圈子里,除了正规的海关贸易,他们看不起那些通过其他渠道购买的超级跑车,这种逾越自己赚钱能力的占有,代表了一种人品上的瑕疵,以及人性上的缺陷。
张政今年26岁,青岛人,父辈的生意也在那里,在伦敦生活了7年,从初一到硕士,本科读的是圣马丁油画系,研究生必须听父亲的意见读了商科。13岁那年,张政决定留洋海外,在那里,既因为金钱,选到了自己所爱的事物,又因为金钱通通放弃。
紫檀木里镶着黄金,德式汽车洋房,红墙绿瓦,织造出了隐蔽、幽静的青岛八大关里老派富人们生活的主韵。作为本地序幕巨头的儿子,他的爷爷娶了前苏联贸易世家的女儿,一场货源与渠道的联姻带来几何倍级增长的财富又在"文革"中被扫荡一空。长大之后,父亲成为了青岛国营畜牧场的工人,与厂里的一名女工结了婚。在第一批下海经商的机会中,商贾基因又让他迅速的离开了这一场工人阶层之间的联姻,重新成为生意人,并迅速的获得成功。
张政回国半年后,他与父亲生意伙伴的千金结为夫妇。在美国,他有过一个相处7年,后来因为身体问题、不得不回国的日本女友,他见过她的父母,但无法说服自己与她一起回日本。在伦敦最大的一家娱乐公司,他坚持打工长达5年,从夜店的吧台,一直干到手下掌管一百多名员工的主管,在张政的天性里,有一种强烈证明自己的愿望与意志,作为一个未来的商人,这两样东西绝不允许他在十几岁的年纪选择爱情。
那时下班后,他要一个人去赌场挥霍掉一些东西,有时是家里每年给的几百万生活费,有时是自己每天赚的过万小费。如今工作结束,他更愿意与这群开超级跑车的哥们儿混在一起。
他们帮他释放压力,也在给他施加更大的压力。
来京不到两年,别墅的车库里,已经停满4辆跑车,眼下,他又要订下更高级也更昂贵的第五辆,SCC的门槛一直在飞速提升,如今他那辆超过百万的保时捷911已沦为入门的门槛。
财富第二代中,张政代表了一种上升的普遍愿望,对于北京,他是一个初来乍到者,利用超级跑车,他为自己敲开了这座城市年轻富人圈的大门,但在他们的声色犬马之外,夜店里无论玩到多晚,他每天都会7点准时起床,彻底地清洗自己,穿上高级正装,九点半准时出现在一个背景深厚、构成复杂的国有金融企业的办公桌前。
在1984年出生的他看来,其中的关系与资源是自己需要争取并努力维护的政治。他认为自己的父亲遇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少见、稳定的自由经济时代,因此,他可以较少考虑自己与政府的关系。但属于他的时代将不相同,资源与空地越来越少,一切正被一只强有力的大手重新紧握,与政府保持亲密,也许是他们这一代新商人明智的选择。作为一个财富根基在二线城市,选择在北京发展的孩子,他有欲望也有耐性打入这个全力中心任何的一个内核。
作为一个男人,张政正努力打入地产界,渴望不久能以自己的姓名开发一个楼盘。玩在一起的同时,他试图说服北京人张宽帮他找地,并邀请一个SCC里开法拉利的地产商人去了自己的家乡青岛,"我想让他知道我们在青岛的实业,马总对房地产的理解还是很到位的。"
全世界范围内,房地产都是最复杂的一个行业,对于富二代而言,他们那些一无所有、缺乏商业经验的父辈们大部分靠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发家,这是培养暴富者的地方,也是可以一个政策便让你一夜间一贫如洗的地方,而房地产宛如一个更强大的承诺,它复杂、庞大、相互牵制。
"除了计划生育局与开发楼盘无关之外,其他几乎所有的部门都能对房地产业指手画脚,旅游局、墙改班、建委,开盘时要往天上放气球,气象局都会来管你。"
复杂的纠结与制衡恰恰代表一种更加稳定的、政与商的关系,那些拥有70年产权许诺的土地也能让家族里的财富像滚滚的香火一样更长久地、更稳固的保存下去,但也必定艰难险阻。
"跟别的圈子的朋友不一样,他们轮流埋单,我们抢着埋单。"
这是1989年出生的鹏鹏对待金钱的态度,也是对待友情的态度。
夜店包厢里,两个男孩子为一个女孩子争吵,吵到不可开交时,动起手来,女孩感到委屈,让服务员点了一首《祝我生日快乐》,躲在楼梯下的软倚上没人看见自己的地方,同时也在试图获得更大的注意。
她来自一个以表演、模特为名义,召集年轻女孩张贴自己照片的网站。在那里,富人按照各自跑车的价格设置级别,他们站在最高的看台上,可以看到一个下级女性用户的照片,如果发现有感兴趣的猎物,可以将她加为好友,交谈、约会、做爱。
一个沙哑的女声响起来,另一个女孩也拿起麦克风与她一起唱了起来,但男性们似乎丝毫未被这种伤感的歌声打动。鹏鹏将一张黑金卡塞到其中一个男孩的裤兜里,"我跟你讲,这张卡可以透支1000万,快别闹了!"对方一下子平静了下来。
"真的要把事情搞得很复杂,打起来了会很麻烦,伤感情。"
女孩从不认为自己失去了什么,与酒精、速度机器一样,坐在包厢里的她们也是消费品,以及获得高潮的通道。比起这些,SCC的孩子们更看重男性之间的友谊。而钱也许是解决所有问题最简单的办法,也是他们最熟练表达感情的方式,它直接准确的传达出友好、愤怒、亲密,以及在不开心时制造出不可一世的距离感。
除了友谊,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手头可供自由支配的金钱,量化了很多事情,比如年龄的增长。鹏鹏爱表,但目前还没有购买的能力,谈起SCC中一个拥有一亿多元藏表的男孩,他虽羡慕,但却说,他1985年的,比我大4岁,你要知道,4年能改变不少的东西。
19岁时,他买一辆法拉利都要母亲先看着顺眼才可以,两年后,他认为自己有了获得一辆劳斯莱斯的权限。
午夜小龙虾店里,他和一群哥们儿抢着付钱,十几张刚刚从取款机里吐出的百元钞票随意掉落了一地,店员笑着说一份就行,一份就行。离开时,他把找零的钱都留了一个值班的老年人,除了这些哥们儿,他容易对服务人员表现出特别的善意,一天里,他们也许才是默默陪伴他时间最长的人。在鹏鹏充满快意的生活中,这些强烈刺激周围环境的细节,都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万能的金钱一次失效,成了他记得最深的一件往事。
2008年奥运,他在北京读书,有很多叔叔、伯伯想要出二三十万元购买开幕式的门票,联系了一个认识半年刚从国外回来的朋友,将自己先收下的一百多万交给他。
然而,鹏鹏始终没有等到门票,"整整一星期,我每天都在等票寄过来,每天都等,很着急。我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叔叔、伯伯们信任你,你答应的很好,你没有做到,那种无能为力很恐怖。后来我不管能不能做到,不会轻易答应别人。除非,你真的有10000%的把握的时候。"
在鹏鹏的脸上有两道很深的伤疤,伤疤从耳根一直延伸到嘴角里,今年21岁的他,带着2岁的女儿在北京生活。他说自己的经历已经可以写成一本书,经历过生死,身上有一种脱轨后的自由。
最近,鹏鹏在筹备一个时装店,也许是出于对命运早熟的敏锐,在一群比自己大近十岁的管理者之中,他选择了一个等过一笔资金等了很久,但还是失败了的中年人。
在他万念俱灰时,鹏鹏慷慨的分给他30%的股份,然后用自己一贯确凿、直接、不留任何余地的语气告诉他,这是给你的一个机会,你不小了,你30了,你要有房,有车,你什么都要有,我不是让你给我打工,而是让你自己当老板,我给你投资。
一个来自四川的孩子认为,夜店里,开吉利比兰博基尼更容易泡到女孩,因为女孩们需要你不顾及颜面凑上去勾引,但作为一个富有到可以开兰博基尼的人,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每次在晚饭与夜生活的间隔,他都会特意将兰博开回家,再换一辆普通的车出门,财富的盔甲高高在上的把他塑造在另外一个云层之上,让他与周围人远远区隔,这种财富的武装让他寸步难行。财富,这既是他们熟悉的表达方式,有时也是附在身体上的一套坚硬的武器与盔甲,成为他们的人生阻碍,以及人性里难以摆脱的缺陷。
男孩与大家交流过关于婚姻、女人的想法,他说:"我已经不相信会有一个女人,能真真正正让我为她着迷,然后跟这个女人结婚。我不会去结婚,只会享受。我现在不到30岁,到50岁我会想'I had enough'.我死掉我也不会在乎,我觉得这辈子足够了。我可以完完全全去了。"
像SCC大部分可以提前用钱买到一个与众不同人生的孩子一样,高中二年级,孙磊并没有选择像同龄人按部就班地准备高考,她参加了一个模特大赛,得了冠军,决定中途辍学去巴黎培训。由于每周要承担几万元人民币的费用,担心一个人去那边语言不通,容易感到孤独的孙磊,慷慨地为高额学费面前不得不退出的亚军承担了全部费用。这个女孩作为一个陪读者和她一起来到法国,她们整月住在高级酒店,每天把小冰箱里的酒全部都喝干,谈恋爱、享受夜生活,并参加了 DIOR的走秀,这一一切全部由孙磊的家庭提供的一张汇丰银行旅行支票支付。
对她而言,这是一次叛逆,一个少女在度过了一年梦想中的日子之后,再迅速理性的回到了中国,回到了高考的教室,然后考入大学。而对于那个普通家庭的陪读女孩,进入演艺圈是她决定用青春做赌注一心一意经营的事业,在没有金钱的支撑下,她被迫回到了国内,被打回原形,成为北漂,在一部叫做《阮玲玉》的电视剧中出演女三号后,再也杳无音信。
"现在想起来,她是在青春期里给我最大快乐的一个人。"
这也是青春期一件最大的憾事,她用钱买到了友谊,友谊又在金钱消失后,迅速褪色,也许是一种积怨已久的报复,女孩再也没让孙磊找到过自己。
但这也让孙磊过早的明白了自己的优越,为她的面孔中注入了一种平静的力量,这平静又不是自闭的,多数时候,显得得体、能应对各种场合。
18岁刚拿到驾照,在一辆保时捷身上,她第一次看见了一种叫做"北欧金黄"的颜色,这种需要多支付5万元人民币,高贵而缺少的色彩印在了她成长的记忆之中,在后来的十年时间里她接连买下了3辆颜色相同的跑车,而每次为了获得这种色彩,她至少需要多等半年时间。
与那些降低泡妞成本而购买跑车的男性不同,她热爱顶级跑车身上贵族气的加持,比起在奋斗过程中只知道梅塞德斯和劳力士手表的父辈,除了降低泡妞成本,买跑车的孩子们更看重的,也是这些卓尔不凡的故事、力量,以及金钱打造的见识。
这位美丽的女孩不常参加SCC里那些男性荷尔蒙与孩子气强烈的活动,她更喜欢赛道竞技或VIP新车试驾等高端的场合,每次出场,必会精致、端庄的包装自己,再与自己的母亲一同并肩进出人群。
在圈子里的一些男性富豪看来,她的自爱、贵族化以及那种包装加上老母亲的样子,有点"待价而沽"的味道,"把自己包装好了,等人一次钓个狠的。你们家必须家境好,又对我女儿好,如何如何。"这令他们不太敢接近她,怕自己埋不起这一张单。
然而,事实却是,当大部分的财富第二代仍只把父母当做索要钱财的对象时,她很早便明白了亲情的重要。孙磊出生在一个财富保存超过了三代的家族,对于亲情有一种过度的依赖,这种过度成为了这个家族里所有女性的特质。
她有一个哥哥,未曾谋面,这个男孩出生之后,很快得了肺炎夭折,她奶奶是天津军阀的女儿,由于受不了打击,独自离开了老家,在太原躲避了很长一段时间,知道孙磊出生之后才肯回来。
如今,姑姑的孩子在帮她的父亲照顾生意,家族里的两个男性留在了天津。18岁,孙磊从天津来到了北京读书,一直与陪读的母亲生活在CBD一座住户稀少的高档别墅里。
她即将读完自己的EMBA学位,今年3月,开始往返中美两国。
洛杉矶好莱坞的贝弗利山后,有他们家新购买的土地。这块土地的中央,将会挖出一个巨型泳池,它联结了四周的20栋高档别墅,每一个房子的人经过门口小落,都可享用这个共同的泳池。
按照自己梦想中迪斯尼城堡的蓝图,孙磊设计了这些别墅,它们将会安置那些重要、勤奋,长期为他们家效力的员工家属,到时候,男性们在国内赚钱、战斗,她和母亲则渴望通过这个美利坚的别墅区,缔造出一个宽厚、大度,提供着浓浓家园感的母系后方。
中央碳纤维底盘托起一具精细雕琢过的笼式车体,镁合金的轮毂,橡胶邮箱,配合防滚架的全碳机构,让帕加尼的ZONDAR像是钟表匠把每一件产品都视为将永久传世的珍宝。
它的名字取自一种季风,在东起大西洋岸,西至安第斯山,南部边缘来自海西褶皱带,基地为寒武纪古老结晶岩,这种季风驰骋在南美阿根廷印第安,没有树木的大草原上。
这是一台全球仅有10辆的跑车,在中国,这辆千万级昂贵跑车唯一的主人叫洋洋,作为SCC的一员,ZONDAR为它搭建出了一个精美绝伦、无人超越的顶端。
洋洋的父亲曾是唐山一家钢厂的老板,2006年大年三十,慰问属下回家的路上,他的车不幸撞到了一辆卡车的油箱上,座驾起火,车门变形,安全气囊打开以后,人卡在车里被烧死。
作为一个口碑极好、处处与人为善的商人,这座盛产黑金、以地震闻名的城市为他举办了一场空前的葬礼之后,洋洋和母亲作为唯一一对母子,排进了福布斯钢铁排行榜的第30名,与他一起长大的表弟小胖,一起断断续续来北京生活了3年。
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末见到了中国第一批法拉利以后,对跑车产生了热爱,他俩从此有了一个共同的梦想:拥有一家车行。今年,他们获得帕加尼的中国区销售代理,在法拉利、玛莎拉蒂、兰博基尼、阿斯顿.马丁一字排开的金宝街,要将这最后一个顶级超跑品牌带到中国,即将梦想成真。
洋洋平时要维系钢厂的生意,表弟操持着整个专卖店,也只配着超过千万的车辆,他拒绝接受家族里的钢铁生意,常和父母因为这些事情争执,他把自己所有心思与成就感都放在了这家店里。
SCC的财富第二代中,张政代表的是一种明确的上升渴望,这种渴望是普遍及低龄的。21岁的鹏鹏也曾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也都有自己的平台,站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不会往下看,也不允许往下看,我们只能往上看。
小胖在跑车上投入了全部,他并没有从人们身上获得与这些昂贵跑车同等的敬畏,但在SCC的一些人眼里,这却是巨额财富面前的自我放弃者。
"一个男人怎么能把事业与享乐放到一起?他连自己的外表都不在乎,可以完完全全不屑一顾地随便穿个裤衩,穿一件T恤衫出门,让自己变成了一个300斤的胖子。"
"他在瞬间拥有很大一部分财富,却没有一个想法如何去支配这些,所以只能花光它,他依仗这些昂贵的跑车个带给自己虚荣,但如果SCC不承认他,他就完蛋了!"
兄弟俩将车行取名为FFF,有人讽刺这是"富富富"的意思。实际上,兄弟俩姓付,第三个F取自FLY,意思是飞翔。
"如果我这一代有能力和富余,我也会留下些什么给我的后代,但他的境遇一定是和我不同,我不会用钱把他未来的路全给他铺好,谁都有儿时的梦想,每个人都不一样,有机会让每个人自己发现某方面的造诣,是非常关键的。"
小胖后悔自己高中毕业就进入社会,但他却认为自己在社会上是一个睿智的早熟者,人生像树一样,无数的枝杈和道路,不应用财富强制为他人的人生铺设道路,他从应尊重每一个人选择的角度谈了自己的观点。
"能源、房地产行业,太复杂了,我这一块就是做好我自己的,我想做一些容易、但自己真正喜欢的职业。"
"谁会把房地产作为自己的爱好呢?这是一个纯赚钱的事。对于我和我的父亲,这种选择不过是从一种商人走到了另一种,这种活法太累了。"
1970年出生的李东,在SCC俱乐部里较为年长,他用"太犀利"三个字评价这些年轻财富第二代的生活。
他兜里常常只揣着手机和钱包,手机上绑一把家里的钥匙,天气好的时候,会开一辆哈雷出门,每天穿着短裤、拖鞋去见生意伙伴,"你想炫耀什么,恰恰就是缺什么。"他刚刚把一辆开去夜店不到五次的世爵跑车折价卖掉,离婚之后,把所有的别墅都留给了前妻,当搬到一个CBD普通中产阶级的社区里时,他发现这辆车即使终日罩在灰色的布罩里,仍不停地给他制造困扰,"我只敢晚上把它停进车库,白天你停周围人都会过来拍,"具有炫耀性的超级跑车,也最容易引来陌生镜头的注意,在孩子们看来,这种被注意让人得意,但对于李东而言,这也是很危险的,照片常常会被上传到各种网站,并且会被注明拍摄地点。
20岁到30岁之间,他们的父亲正值壮年,尚无退休之意,大部分财富第二代的状态,在一份不得不继承的家族企业面前,他们是处于等待中的孩子.
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大部分在十多岁时。远离二线城市的家乡,被父母送到了遥远而发达的地方,长大之后,纷纷又选择来到北京这个权力的中心,为了提前接近那些更核心、隐秘的力量。从此,也更接近残酷。
那些从匮乏年代走出来的父母们相信金钱就是最好的保姆,在午夜仍不归家的群体生活中,在公路上嚣张的跑车里,在他们身上,既有一种无拘无束、任逍遥、嬉皮士的味道,同时,也有一类深刻的孤儿气质,财富的孤儿,狂欢到了极致,流露出一种相依相偎的味道。
对于孩子们而言,跑车是他们的玩具,但这个玩具却可以杀人。
SCC的创始人张宽很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出于烈马们的安全、社会舆论考虑,也为了更好地玩下去,在SCC,酒后驾车将会是最严厉的违规,他掰开自己生意的一部分,成立了代驾公司。在每一个凌晨,那些司机等待着孩子们一天生活的介绍,听从召唤,再把它们的车开会他们各自别墅的车库。
有大把空余时间,清楚自己要继承家业的宿命,但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会尽量推迟这个时刻,享受自由,用钱实现自己理想的生活,包括那些想尝试的职业。
这些职业大部分与生活方式有关,张政开了家青岛最大的一家夜店,通过红酒节打通了高档酒供应商的渠道,鹏鹏则开了一个时装店,他们也会做一些投资,但盈利不代表一种真正制造财富的能力。他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他们都是一群消费中的人,而不是生产中的。这些,带给孩子们巨大的权力,让他们提前享受到了权力感,也是他为数不多的表达方式之一。
5月初,SCC在上海参加一个过民间超级跑车们在赛道上的聚会,唯一一个仍在世的超级跑车设计师帕加尼亲自到场为他们调试那辆昂贵的 ZONDAR,小胖很开心地点了点头,说,这是一个很骄傲的意大利人,因为他从始至终只用意大利语跟我们交谈;6月初,一个天津的娱乐公司邀请他们将超级跑车开到航空母舰的身体上,在霓虹闪烁的水面上,加入电音派对的集体狂欢;6月底,捷豹邀请SCC的核心成员去珠海游玩看车,并有意在接下来负担全部费用促成他们的欧洲总部之行。
很明显,他们已经在被当做未来潜在的大买家去隆重对待,所有人都在紧盯着这个崭新的阶层。
对于孩子们而言,未来因为不可知而美好,他们并不避讳自己现在的处境。不久前,CNN曾采访了SCC,问为什么要买跑车时,一个被众人推上前的孩子用英文回答:Because my father is very rich.他的答案让外国记者惊讶了很久,本来,她等待的知识关于性能、外形、感受一些针对车的评价,但很多SCC孩子们却认为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很酷,实在极了。

2011年6月17日星期五

中国外逃贪官卷款八千亿 最爱美国

中国的统治者说腐败干部是中国最大的敌人。现在,根据本周受到中国媒体广泛关注的一份报告,中国政府说这个敌人住在海外,尤其是美国。
中国央行这份67页的报告研究的是腐败官员外逃的目的地及其转移资产的途径。这些人偏爱的一个方法是借助移民国外家属转移资金,这是通常依赖于伪造文件的伎俩。
这项研究本周受到中国媒体的高度关注。比如英文《上海日报》(Shanghai Daily)周四头版的标题为:《美国:中国腐败官员的目的地》(Destination America For China's Corrupt Officials)。

媒体报道说这份研究报告是中国央行在官网发布的。报告被定为内部机密文件,所署日期是2008年6月。尽管网上仍能方便的找到该报告的PDF文档,但这份报告已经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消失了。
央行未回应置评请求。
尽管这份报告读起来像是学术研究,但其并未作出清晰的结论。
报告被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以数字开头,报告估算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腐败官员和国有企业员外逃或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8000人。这些人涉嫌携带的款项总额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
报告说,身份级别越高的越有可能逃往西方国家。高级别潜逃人员最主要的目的地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荷兰。
涉案金额较小、级别较低官员要么通过香港中转前往西方,要么到泰国、马来西亚、蒙古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寻求避风港。
报告第二部分内容比较有趣,主要是讲腐败分子转移资产的途径。报告列举了一些人名,但主要仅限于归案的人员。
其中提到了徐放鸣成克杰的案例,前者是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被指将约100万元人民币存进出国读书的儿子的银行账户中;后者是高官,他将情妇安排在香港定居,将巨额赃款都转移到香港情妇名下。
其中有些案例比较有名。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是江苏省海门市前党委副书记张建,他有名的事迹是用非法获得的1800万元人民币在澳门豪赌。根据该报告,张建在两年内先后48次到澳门用信用卡提供的赌资赌博。
尽管中国对美国债券的胃口越来越引人注目,但中美在跨境洗钱问题上的对话已经成了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部分。比如5月举行最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后,美国说中国已同意加强对洗钱的控制。
中国央行在这份报告中说计划与外国政府合作,堵住让腐败分子携公款外逃的漏洞。央行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反洗钱组织,其中包括跨国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美国使馆拒绝就报告中称美国是外逃官员首选目的地这一说法置评。这份报告也没有解释为何这些人似乎偏爱美国的现象,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美之间缺乏引渡协议是其中一个因素。


James T. Areddy

2011年 06月 17日 10:51

华尔街日报

中国贪官15年间携8000亿元外逃

中国央行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官员中的腐败分子在15年期间将估计达到8000亿元人民币(合1236亿美元)的不义之财转移到境外。
篇幅达67页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称,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8年,有大约1.7万名共产党干部、警察、司法官员和国有企业高管逃离中国。
对级别较高、赃款金额较大的外逃官员来说,美国是最受青睐的目的地,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荷兰也颇为热门。那些一下子拿不到西方国家签证的人,则往往选择暂居东欧、拉美和非洲的小国,同时择机搬到他们钟意的最终目的地。
报告称,级别较低的官员倾向于逃到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也是一个热门的中转点。
这份标明“内部资料/注意保存”、于2008年6月编制的报告,本周发表于中国央行反洗钱局网站。在报告引发公众哗然后,该局已将报告从网上撤下。
报告重复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经常重申的话,警告称,腐败猖獗对共产党的统治构成威胁。
报告表示,在博彩运营商的配合下,境外赌场经常被用于洗钱,把资金转移到海外。
许多官员携带大量现金出境,或者以伪装方式向已在海外的亲戚、情妇和其他亲信汇款,而更为老谋深算的官员则依靠假冒的贸易文书和海外投资。还有一些人用信用卡在海外购买大量奢侈品,然后在中国用赃款给信用卡还款。
理论上,中国的资本管制意味着个人每年汇入或汇出的资金不能超过5万美元。
坊间证据似乎表明,携带不义之财外逃的官员人数正在增加,部分原因是明年晚些时候最高领导层将进行交接班。许多官员担心,在预期将伴随交接班的权力斗争中,他们将是输家。

 

译者/何黎

2011年06月17日 06:06 AM

中国贪官15年间携8000亿元外逃

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北京报道

《建党伟业》为什么不是禁片?

最近,微薄流传中影公司紧急叫停了《建党伟业》预告片在各大影线的放映。很不巧,叫停以前我就观摩过这部只有1分37秒的预告片了。坦白讲,从某种角度看它确实是一部禁片,比如,影片里面有大量关于学生运动、街头游行的镜头,不少镜头还体现了流血、骚乱、打砸抢、大规模群体事件,最后,高潮终于出现了,一个长镜头居然表现了五四运动期间学生占领天安门的场景……内容劲爆直逼当年香港人麦当雄拍摄的《省港旗兵》。概而论之,种种迹象表明,此片不禁,天朝岂有天理?
持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一个非法网帖总结说,《建党伟业》的真正牛逼之处在于,它告诉人们,有些事情即使在当时是看似非法的、冒险的,但只要坚持下去就能成为伟业,所以该片是一部励志片。励什么志?那就是教导被压迫的人们反压迫的方式就是建党夺权颠覆政府,并且还配以声光电特效生动地教导人们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堪称一本斗争培训教材。现如今,国内局势大坏,利川、新塘等地的骚乱已经让某些人如坐针毡,而这部电影竟在这个节骨眼火上添油,义务教育人民如何与政府过不去。既如此,不禁待何?
老实讲,这种浅薄见识太不科学发展观了,且幼稚。你以为韩三平和中影真的是十二生肖里属傻X的?要是考科学发展观,他们绝对是优等生,你我最多把名字写了交个白卷。砖家指出,科学发展应该分开来理解:所谓科学,其实是对事物的一种解释权,每个人都得听命于这种解释,否则就会被划归为野蛮,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福柯同志说的。所谓发展,就是变着花样行使这种解释权,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历史,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奥威尔同志说的。
根据奥威尔和福柯为我们总结的科学发展观,这部由108位明星出演的水浒版《建党伟业》就不是一部禁片,而是一部值得被人铭记的影片。虽说影片涉嫌“天朝不宜”的内容很多,但无论是街头游行还是学生运动,都被科学地划归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下,而用今天人们发展的眼光看,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毫无疑问是格格不入的,既没有大规模的公务员考试,下了班也没有非诚勿扰,无趣得很。二者唯一的交集之处在于108位梁山电影明星。他们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斩鸡头、烧黄纸、兄弟拜把,然后农村包围城市,此乃中国革命科学而发展的道路,此外无他。这其实就等于反过来说明,工人罢工、学生上街,都解决不了人民的内部矛盾,只有梁山好汉才能救国,为何?他们是神仙下凡,精通科学发展观的。
其实,每一部能在本朝上映的疑似反动电影都有一个被阉割了的滴血伤疤,姜文的童话故事《让子弹飞》里边,结尾时持枪的不明真相群众走漏了一句话:谁赢了跟谁走。OK,至此,原本浑身刚猛的电影挥刀自宫,并得以在全国影院中东方不败,号令武林。同理可知,《建党伟业》这么一部红色重口味史诗偶像剧肯定也存在这样一个奇点,手法要么阉割要么结扎,总之必须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只有梁山108好汉能救中国而广大的13亿非好汉却无法自己解放自己。
这个阉割点就是一种逻辑:学生上街工人罢工理论上是被允许的,但学生上街工人罢工又被证明是救不了国的,只会给国家添堵。而那108个明星既象征了梁山好汉,同时也意在提醒电影观众,我们革命者都是由有钱的男男女女来扮演,寓意革命会为人们带来金钱。观众于是马上联想到了他没还完的房贷、车贷,迫不得已放到股市里的积蓄,心想如果再一闹将起来,自己辛辛苦苦几十年获得的这一点可怜的财产和自由,随时有不保之虞。记得有个美国学者写过一本书,“无面包,不革命”。意思是说,革命是为了面包,但有了面包之后再革命,那是在革面包的命,面包一旦没有了,就无异于草菅人命。跟着梁山好汉有面包吃,是谓科学发展。
预告片被叫停,并不是说明《建党伟业》本身有多敏感,而说明了最近的骚乱事件有多严重,竟然影响到此等红得万无一失的主流作品,另外,也说明中影多么期望制造话题,好让这部影片隆重推出。其实,退一步说,就算一不留神,再革他一革,又能怎么样呢?“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如是而已,玩不出什么新花样。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被城管一脚踢出教科书的鲁迅临走时说的。
有一种事业注定是伟大,例如建党以及拍一部建党伟业,另一些事则注定失败,例如搞清楚一个城管到底有没有打人。在这个语境下,讨论《建党伟业》是应该禁还是不应该禁,就好比讨论海报上的那个镰刀锤子到底更像斧头还是锤子,纯粹是一个很锤子的问题。

 

孙骁骥

来源》

2011年6月15日星期三

中国维稳面面观

王英(音)五十多岁,已经退休了,她戴着一块鲜艳的红袖章,坐着个小板凳,还有一个装满茶水的果酱瓶。看上去,她可不像中国这个触角广伸的警察国家的一名前哨。

王英住在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的郊区,自从政府重新推行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相互监督的做法以来,作为小区居委会的一名成员,她就越来越忙了。

“2008年以前,我们居委会有点无所事事,但现在就比较像样了,我们的职责是留意一切可能妨害稳定的因素,”每个月领取200元(合31美元)报酬的王英表示。她和另外两名退休大妈一起,每天在胡同的角落里坐上6个小时。

对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社会治安机构来说,王英和她的同伴堪称“基层分包商”。今年,中国社会治安机构展开了一场打压行动,据人权组织形容,这是十多年来中国对言论自由及和平政治活动的最严厉打击。

4月份,中国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家艾未未在被国安人员带走后失去音讯,引起国际社会对这场打压行动的注意,并招致多数西方政府的谴责。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和澳大利亚均表达了强烈关切。在5月10日于华盛顿闭幕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方把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列为重要议题。

除了艾未未以外,还有数十、乃至数百名律师、维权者和网民也以模糊的“颠覆”罪名被拘押。一些人干脆“失踪”了,原因往往只是因为他们在文章或博客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海内外的许多人士认为,较长时期以来相对宽容的共产党,已经恢复了更加威权的姿态。他们认为,安全机器的权力不断扩大,反映并且推动了这种转变。一些人还认为,这种转变可能反映了党内的高层权力争斗,其结果可能决定未来多年中国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行事方式。

最新这波打压的导火线,是网上一系列呼吁举行“茉莉花革命”和平聚会、效仿阿拉伯世界民主示威活动的匿名帖子。这些帖子只有少数好奇的人作出了回应,却导致官方大动干戈。“我们起初以为,茉莉花革命的呼声在这里不会产生任何人气,但在政府似乎小题大做之后,我们开始揣测,他们是不是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一位驻北京的西方高级外交官表示。

在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空前增长,对外开放程度加大,个人权利意识增强,构建公平有效的司法体系成为一个重点。

然而,事后看来,2008年西藏发生的反对汉人统治的暴动,似乎引发当局对其眼中一党制所面临的种种威胁作出力度越来越大的反应。西藏事件一年多以后,在资源丰富、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动荡的新疆地区,爆发了一场暴力程度更高的骚乱。

了解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士表示,占中国大约四分之一国土的两大西部边疆省份发生骚乱以后,政府内部强硬派的势力大为增强,他们主张更严厉地打击一切潜在的不稳定源头,包括和平政治改革的提倡者。

这进而导致政府更加注重扩充社会治安机构。最近三年里此类机构发展迅速。

这一趋势适逢一系列“敏感”事件。在应对这些事件时,官员们把稳定列为头等大事。这些事件包括:2008年奥运会;200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20周年;2009年共产党执政6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狱中的异见人士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近年来,中国在国内安全方面——包括警察、法庭、武警、防暴警察、特勤人员、线人、监视、互联网审查等等——开支激增。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约为6244亿元人民币,超过了对外公开的军费预算。换句话说,与防范外部威胁相比,中国如今花更多的钱监视、压制和起诉本国公民。

随着庞大且不断壮大的安全机构经费增加,官僚势力得到了大幅扩张。在这个社会,国家暴力的威胁仍然是共产党统治的终极保障,于是“维稳”成了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

“目前中国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表示。但他继续说:“目前过于注重维护短期稳定,而不太重视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体制改革”。

深恐1966-76年文革期间的那种动乱重演的心理,是影响当今政策制定的一个强大因素。当今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发生时多数已是高官。在他们看来,正是当时党的领导人立场动摇,才使得抗议活动失控,最终迫使政府出动坦克。

对稳定的这种全神贯注,得到权力越来越大的安全机构的鼓励,在应对政治现状所面临的种种所谓挑战方面,安全机构如今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它比以往更多地使用法外处罚、失踪及其他各种严厉手段。

“我们看到,党正对司法体系实行一种新的政策,”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中国法律专家郭丹青教授(Donald Clarke)表示。“法官们被告知,他们变得太专业了,脱离了群众。安全机构似乎被告知,他们可以采用他们认为必要的一切手段,而不会有人过问。不幸的是,能够为被关押者辩护的律师们自己也被关押了。”

对人权组织和法律学者来说,最新打压行动最令人担心的一个地方是,过去十年期间涌现的一批人权律师受到了严重迫害。直到不久以前,这些人基本上是受到容忍的。

起初,只有那些被盯上的人,才会注意到安全机构的威力越来越强大。2008年许多孩子因食用掺杂工业化学品三聚氰胺的婴幼儿配方奶粉而患病后,赵连海成立了“结石宝宝之家”维权联盟,帮助受害儿童的父母维权。当警方试图警告他不要组织公共活动时,他惊讶地看到直升机在他家上空盘旋。“过去,你要是引起了麻烦,就会有两名警察或便衣在楼下候着你,但现在他们有这种重型装备可以动用。”

不过,在过去一年里,这种扩张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警察以及执行安全相关任务的其他企事业单位都扩充了人手,添置了新装备,还改善了工作条件。

最明显的迹象之一是监控摄像头的大量安装。上月,西部直辖市重庆宣布,明年全市摄像头数目将从31万个增加到51万个。该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表示,这将构成继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安全防控体系的一环。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去年完成了安装4万个摄像头的工作。2009年7月新疆发生骚乱,造成近200人丧生。主要出口制造中心之一、南方城市广州也有27万个摄像头。

臃肿安全机构的扩张,也包括一些不那么惹眼的手段,包括大量招募领国家薪水的线人。新疆发生骚乱后,当局切断该地区互联网和部分移动通信网络将近一年。从那以后,当局一直用较小范围的断网来控制局部不安定,包括近期在四川藏区发生的抗议活动。

北京方面还加强了各级政府的互联网审查力度。用于屏蔽境外网站的过滤系统“长城防火墙”最近几个月开始干扰更多网站。谷歌(Google)是受害者之一,其搜索及电子邮件服务如今频繁受到屏蔽。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支日益壮大的用人力监视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的网络警察队伍,以及先进数据挖掘技术的广泛采用。“我们3年前开始向警方销售这些解决方案。现在你开始看到一些切实的影响,”中国一家领先互联网安全公司的一名销售经理表示。

政府扩大了传统电话窃听技术的应用,同时也在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据国有电信公司的消息人士表示,可辨认敏感关键词的软件能够对通话进行搜索。

一些分析师和官员认为,中国最高层担心阿拉伯之春蔓延本国的心理,正被安全机构用作借口,以便在最敏感的日期到来前夕,向可能制造麻烦的人发出警告。自共产党主政以来,中国只经历过一次和平的领导层交接。明年国家主席兼党总书记胡锦涛向既定接班人习近平交班时——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中国将力求创下第二次纪录。

以往当局进行打压之际,往往伴随着党的最高层的激烈争斗。一旦争斗结束,就会进入一段相对宽松的时期。2012年领导人换届前的争权夺位,使世界得以一窥中国领导层中强硬派与自由派的分歧——前者力主打压异见,后者则认为这种做法可能引发其本来要阻止的事态。

4月底,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评,文中引用伏尔泰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提出应该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来对待内部的批评。“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该文表示,“而不能主观地(把批评我们的任何人)归之为‘对着干’。”

这样一篇社评一定得到了某位最高领导人的批准,人们纷纷猜测谁会这样公然挑战安全机构的要员们。大多数人认为,此文代表了温家宝总理的意见。温家宝经常谈及“政治改革”的需要,但他在党的最高层显得势单力薄,体制内的许多人认为他算不上什么改革者。

不管是谁发出的,与强硬派及其麾下庞大社会治安机构高亢响亮的声音比起来,这番温和的呼声显得尖锐而悲哀。

对领导层来说,问题在于,既然打造了这样一台无所不在的安全机器,并把僵硬的“稳定”列为最高目标,它就不能不草木皆兵。

 

译者/何黎

2011年06月14日 06:24 AM

中国维稳面面观

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席佳琳

2011年6月13日星期一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历来皇帝都自称受命于天,发出的指令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因为天不会说话,所以实质的独裁者就是皇帝自己。在二十世纪民主化的大语境下,"人民"具备了与古代语境下"天"同等高度的道德制高点。毛比袁世凯更聪明,在"受命于天"难以成为独裁理由的情况下,他自称受命于"人民",提出了"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人民民主专政"等等口号,可惜毛拒绝实质性的民主制度,于是这个抽象的"人民"不会说话,能够代表这个"人民"的人实际只能是"人民领袖",说白了就是毛自己。毛的个人意志,都加上了"人民意志"的包装。无论谁反对毛,或者政治上对毛构成了潜在威胁,都会成为"人民"的敌人。毛的每一个私敌,都被堂而皇之地打为"人民公敌",被毛操纵的国家机器打倒。因此"受命于天"和"受命于人民"本质上都是一码事,只不过后者更隐蔽些,更容易使人迷惑,不容易识破罢了。

2011年6月8日星期三

上海利益集团力推人民币国际板

人民币国际板只对上海一地政绩有利,(真的有利吗?怀疑中!),上海政治利益集团也成了鼓吹国际板的急先锋,官僚利益集团也是利益集团,自利之余管不上全国经济体的共同利益最大化,也算是现实政治博弈的一步棋。只不过屠光绍副市长先生五毛国际板的水平,比尚主席还差三分。最关键的"人民币市场化兑换+取消外汇管制",只字不沾,却能大言不惭"国际板条件完全具备"。

市长大人专长不是经济常识,市民勿怪。但是(人民币国际板+外汇管制)下的国民损失过分惨烈,尽管"上海专利的国际板"可以为上海政治利益集团带来一点点好处,尽管屠市长为一地一已之私而奔走,个人道德上也无可指责,但坐视国民亿万损失而熟视无睹,屠市长的官场职业心肠还是很够硬朗的;心理素质特佳!赞一个!如果屠市长是指"美元国际板",笔者收回对市长大人官场技术的捧场。

当初三峡大坝强行上马时,重庆和武汉的地方政治利益集团,也同样是用大得不得了的"全民利益",压倒国民小得不得了的反对声音,也是在三峡开始讨论的当口,上海也作为中国未来的龙头,经计划经济不知占用了多少万亿的的全国民脂民膏;但似乎除了房价泡沫飞涨,什么也龙头不起来的上海市,还要损害多少万亿三峡大坝式的国际板,才能成为中国计划经济的龙头品种?

想来反对户籍制度的怪胎民主派们,不停地指责中国"地方主义",要侵犯中国的地方自治权;为什么不想想,如果中国真的是地方主义的话,重汉湖北的三峡,上海的国际板这类要挟中央的"地方",能有奔走于央权政策倾斜的寻租余地吗?依靠计划经济地区倾斜的"龙头",能有多少户籍向你等开放的空间?取消上海这种计划经济也扶不起龙头的特权,全中国城乡将多几分民殷国富的福祉

凯恩斯《通论》逻辑不成立和概念偷换

凯恩斯《通论》逻辑不成立与体系外否定;
凯恩斯《通论》中的概念偷换;
凯恩斯《通论》中“供给创造需求”的自相矛盾

 

类似凯恩斯《通论》,如果没有首先根究其基本概念定义,明确其断言是否成立,就闯进它的文字海洋中,试图理解作者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是作者自已就是理解错误的变量,纯粹是浪费时间。在错误的逻辑前题下,无论其演绎是多么精妙,也无论其数学模型是多么精密,结论如果不是蒙出来的“正确”,就必然是错误的。通论最艺术化的手段,就是用无关的数学符号掩盖基本概念的偷换

基本概念偷换以外,凯恩斯《通论》书中论据多有不实,或与主题无关。因而论证过程无法在逻辑证实全书论点“印钞票每人发一笔钱,就可以促进社会交换”。这个结论是从凯恩斯的体系内的否定,尽管从体系外部也可以将其否定:政府滥发钞票实际上是损害了社会公众(一般是纳税人)的利益,侵犯了国民主权的利益的交换不是自主交换,不能创造价值,并且必然发生再分配过程中的无谓损耗。

所以对于埋葬凯恩斯主义来说,无论凯恩斯本身是怎么想的,从凯恩斯本身的逻辑系统以外,就已经有了充足的符合实证结果的完整理论,彻底否定凯恩斯的所有观点。所以不存在“必须读懂凯恩斯《通论》每一个字才能否定凯恩斯”的必要性,这就象我们不必精通《资本论》每一个字,也不必理彩马克思的真实想法,就可以全面否定广泛理解中的那种马克思主义

但笔者对于《通论》内部错误的还算是很了解的,唯一不了解的是,如此明显的错误,为什么一直到萨缪尔森为止,包括大名鼎鼎的弗里德曼和今天的克鲁格曼在内,都完全视而不见地将其绝地真理化为“凯恩斯主义”?笔者认为这绝不是什么“学术的分歧”,而是信仰的鸿,甚至是现实利益上的鸿沟!再看当弗里德曼担任美国税务顾问是,“是凯恩斯主义者”,而当老弗卸任后,就“不是了”。有趣吧?

凯恩斯的通论,并不是一份等待说服经济界学者的学术论文。而是在作为美英政府的的紧急状态下的幕僚,为美英既定政策善后的舆论文章,即向经济学同行发表的示威式的权威标准答案。就象伯纳克已经实施了量化宽松,伯纳克的秘书就写了一份《为什么伯纳克老板TQ2,全他妈的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虚构)。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凯恩斯的《通论》,其执笔思路就很容易理解了。

凯恩斯首先总结了他认为的古典经济学中“供给创造需求”的内容。这一条是不能跟凯恩斯争的,因为这是“他认为的”,你也可以认为其他的,但那是人家认为的,如果不同意的话,这《通论》就不用再读下去了;不管罗斯福是不是这样想的,罗斯福已经做了!所以这里只能点一点,凯恩斯所总结的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供给必然创造需求(就业)的三条同义反复的假设,建立在“均衡=静态边际”上的。

凯恩斯实际上是将萨伊定律解释成自已要批驳的靶子,以便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而否定了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从广义上说凯恩斯的批驳是成立的,所谓供给创造需求是建立在“假定均衡”的基础上,即已经排除了不当供给的事实。换言之,就是“产品做出来就肯定可以卖出去,如果减除了卖不出去的那部分的话”——>这就是萨伊定律。搞笑吗?可这就是马歇尔偷换边际为均衡的逻辑结果

凯恩斯批驳萨伊定律是说“产品做出来不一定能卖出去,因为消费者没有货币”,即“消费需求不足”。凯恩斯将其偷换成了“货币供应不足”,(两者有区别不同,参考米塞斯《货币信用原理》),于是凯恩斯整部书就讲述如何供应货币创造消费需求,——>这样就回到了凯恩斯自已驳倒的萨伊定律上:“货币的供应会创造对货币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整部《通论》随后就是历史学派的自证循环

中国社会政治水平,仍处于幼稚的大梦想时期

三峡大坝讨论时,主要的反对意见集中在六十四敏感周刊上,(不提报纸名,以免得到小管保护);后来六十四天反对日子,敏感周刊成了反动周刊,反对三峡大坝的专家,也就成了反动分子,从此只剩下对三峡大坝的歌功颂德。这堵大坝至少在2008年汶川地震以前,从武汉到四川,都颇得"民心",特别是有机会承接工程的国企单位里,可说是有再生之德。

日久天长,笔者也不太记得当初的反对意见是怎么说的,仅以记忆复述几段预言,不知20多年前的预言,与未来今天的现实匹配否?

1)关于地震:"三峡大坝集中蓄水,将大大改变了当地岩层的地应力结构,会导致大地震"――>2008年汶川地震,可能与大坝无关;
2)关于旱灾:"三峡大坝将大量淡水截留上游,减小了中下游的淡水分配约80%,蒸发量减小导致降水量减少,如此反复,将导致越来越严重的旱灾,最终三峡大坝将被迫放弃蓄水发电的功能,而变成了截洪大坝,并且截断了水产鱼类回游的通道,得不偿失"――>2011年早灾,可能与三峡大坝无关;
3)关于发电:"三峡大坝减缓了水流,将导致泥沙的淤积,在成坝三年后,库容量的一半将为泥沙充塞,根本不能达到防洪发电的原有目的"――>未见后续故事。
4)关于发电:"三峡大坝的发电量只有在丰水期才能达到装机容量,大部分情况下,只能发挥 20-40%的发电能力",按一百年摊分的发电成本计,与火力发电相当;
5)关于航运:"三峡大坝建成,万吨巨轮直达重庆",――>不可能!南京长江大桥只允许三千吨轮通过,随后的九江和武汉大桥都按此规格,因此只有万吨船队才航达重庆,――>没有三峡大坝时,万吨船队就可以顺利抵达重庆;

6)三峡大坝将带动从武汉到四川的中西部经济起飞,与上海龙头一起,成为中国的新经济中心,――>上海花了很多钱,房地产价格起飞了,中西部可没有起飞哟!――>计划经济总是南辕北辙,事与愿为?是不是呢?

三峡大坝到底有什么好呢?笔者说不上来;大概,好就好在一个""字。

笔者在读书上学时,也是作着一个个的大大的白日梦,诸如要成为一个大英雄,大富翁,大明星,大情圣,大科学家,要住大房子,要吃餐,娶大美女,造大船……,当然包括了策划大工程,建大记念碑,死后躺进大神庙,让臣民大大地磕几个大响头,……,建大坝,最好是"三峡大坝",甚至搞点南水北调的大运河,河水引进塔里木盘地,让大大的沙漠变成大大的湖泊……

成年了后,别的"大梦"都差之甚远,唯独成"大"人了,才知道了一句大老实话:"再回首,云遮断归途,……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明白平平凡凡从从容容才是真",――>真!真的比"大"可贵。

大概当人幼稚时都有一种"大"情结;思想成熟一点了,就有了一种欣赏平凡的轻松。三峡大坝能够作为大梦想中的霸王硬上弓,大概正是反映出,咱国社会政治的水平,仍然处于幼稚的大梦想时期;是否到了平平凡凡"大道无为,国民自丰"的成熟,再看看,再看看。

2011年6月1日星期三

中国对电信运营商展开反腐败调查

中国媒体报导称,中国政府已针对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有限公司(China Mobile Ltd., 简称:中国移动)、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China Unicom (Hong Kong) Ltd., 简称: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China Telecom Corp., 简称:中国电信)展开广泛的反腐败调查。
新华社旗下《财经国家周刊》周一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某相关案件已牵扯出超过60名涉案人,这些人广泛地分布于政府、运营商、增值业务厂商,乃至更多层面。
财新传媒(Caixin Media)上周五在其网站报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向三大电信运营商派驻了调查人员,对中层以上干部展开调查。
报导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调查初步预计将持续到6月初,在此期间,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层以上干部均被要求上交护照。
然而市场对此消息似乎未予理会。中国移动股价周二涨1.6%,收盘报71.05港元;中国联通股价跌0.1%,至17.26港元;中国电信股价涨1.5%,至4.6港元。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周二并未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中国电信发言人表示,公司尚未收到反腐调查的相关通知。

2011年 6月 1日 07:45

华尔街日报

科技公司“四人帮”没有微软

谷歌(Google)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说,四家公司主导着当今的消费技术,它们是:谷歌、苹果(Apple)、亚马逊(Amazon)和Facebook。施密特说,在我看来只有这四家公司很好地利用了平台战略。

那么微软(Microsoft)呢?根本就不是对手!──施密特在《华尔街日报》D9大会上这样告诉该报记者莫斯伯格(Walt Mossberg)和斯威舍(Kara Swisher)。施密特说,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微软根本没有推动消费革命。
那么微软的游戏机Xbox呢?它不是消费电子领域的一个重大成功吗?施密特说,虽然此言不谬,但从运算层面(computational level)看Xbox并非一个平台。从本质上讲,微软的主要产品依旧是Office和Windows。
施密特说,上述科技公司“四人帮”里的其他三家公司都与谷歌保持着亦敌亦友的关系:苹果显然在手机领域和谷歌同台竞争,但在搜索引擎和地图服务领域又和谷歌展开合作;谷歌已经开始销售同样在亚马逊网站上出售的部分数码产品,但两家公司又在Android操作系统上共同合作。
那么Facebook呢?施密特说,谷歌想与Facebook合作,但到目前为止还未实现。施密特又说,Facebook在网络身份认证方面做了一件非常有用的工作。网络身份认证非常有用,因为在互联网上你需要知道自己是在和谁打交道。
但施密特所说的下面这段话却让人有点费解:他说谷歌并没有和Facebook竞争,因为两家公司的业务不同。但施密特又说,如果其它企业也能提供Facebook所擅长的一些服务将会非常有用。他说,我认为如果能出现Facebook的一位竞争者,那么整个行业都将因此受益。


Peter Kafka

2011年 06月 01日 13:24

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