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31日星期日

焦国标:讨伐中宣部

当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是中宣部(及整个宣传部系 统)。当下中国文明发展的绊脚石是什么?是中宣部。当下中国为邪 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护伞的是谁?是中宣部。何以言之?谁都知道中国不是新闻自由太多,而是新闻自由太少,试问是 谁把本已少得可怜的新闻自由又来个缺斤短两、横挑竖扣?是中宣部。新闻自由度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度,西方先哲说,可以没有政府, 不可以没有新闻自由。中宣部以新闻自由为敌,连“新闻自由”四字都不许随意使用,这分明是对最起码文明准则的公然践踏。中宣部已经堕落为当下中国最愚昧落后势力的堡垒,在他们弄权得到快乐和贿 赂的同时,党和政府的形象、国家的文明进步因此都付出惨重的代价。 如果听任其横行不法、擅权祸国下去,不仅它自身将沉沦到阿鼻地狱 万劫不复,便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大业也将被大打折扣,中国的政治文 明进程将被大大延迟,我中国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亦且颜面扫地。因而我们必须奋不顾身,起而讨伐中宣部。
     一、 中宣部怎么了?中宣部害了十四种大病
    中宣部害的第一大病是工作方式巫婆神汉化。许多人都看过赵树理的 《小二黑结婚》,现在中宣部的工作方式堪比小二黑他爹二诸葛和小琴他妈三仙姑。在这两位大神眼里,今天“不宜栽种”,明天“不宜出行”,后天不宜娶媳妇,大后天不宜嫁闺女。中宣部整治新闻媒体不正与此德行类同吗?今天不许再提蒋彦永,明天不得反思非典,后天又有新禁忌,不得说媒体是“社会公器”,诸如此类。试问中宣部这些禁令都是怎么得来的?依据是什么?比刘修德和三仙姑的“结论”科学多少?他们的“不许”,毫无根据,绝对想当然,绝对人治, 绝对与人类基本文明准则背道而驰,与巫婆神汉违背基本科学常识属于同一个级别。
    中宣部害的第二大病是权威程度罗马教会化。如今中宣部实在太正确了,正确得跟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会一样,势焰熏天,莫予毒也,炙手可热,谁碰到它都要被它烧糊半截,就跟柳宗元笔下永州之野产的那种异蛇一样,触草木,草木尽死,咬了人,没治。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正确得像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部长神圣得像红衣大主教,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厉害得像永州的异蛇。新闻媒体监督这个监督那个,谁敢监督宣传部?“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宣传部门处分了那么多的记者、老总,没谁敢吱声,难道宣传部永远正确吗?现在政府各部,无论依法行事的程度如何,总还有个法,可是中宣部发号施令根本没有章法,混同于巫婆神汉顺口胡扯, 悖逆最起码的人类政治文明,而其效力却是金口玉牙!中宣部是目前中国惟一不依法行政的死角,是法律的太阳照射不到的惟一的黑暗王国。中宣部是人民共和国最后一只黑箱,我们不能答应它平安而威力四射地存在。 中宣部害的第三大病是日本文部省化。日本文部省屡屡修改学校教 材,篡改侵华历史,把“侵入”改成“进入”。中宣部有过之而无不及,凡历史上的罪错皆不许提,反右、文革、饿死几千万农民、六四、 哈尔滨的宝马案等等,皆成禁忌字眼。这一切已经令所有媒介和学术中人忍无可忍,令普通民众伤心欲绝。
    中宣部害的第四大病是宪法杀手。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的权利,按道理说,中宣部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部, 就应该是言论出版自由的捍卫者,而实际上它却是宪法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最大侵害者,整个一个精神屠夫。自己制定的宪法,自己的政府职能部门不去努力保障它,却是千方百计地折磨它,践踏它, 这在当今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捍卫宪法,就不能不讨伐中宣部。
    中宣部害的第五大病是背叛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于行动上堕落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向国民党专制统治抗争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光彩夺目的时期。有人将此期的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和一般言论文章择要辑为《历史的先声》出版,竟遭中宣部查禁。这些文章言必称民主,言必称言论自由,是当时中国最伟大,最能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文章,而今居然遭到中宣部的查禁,足见中宣部已经如何深重地沉沦为共产党原初理想的敌人。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该鸣鼓而攻之,决不可坐视中宣部再如此随心所欲地乱党祸国下去。
    中宣部害的第六大病是冷战思维的衣钵传人。中宣部吹风,凡涉美国, 必是敌意。“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 们就要反对。”这至今仍然是中宣部对外宣传和事关欧美新闻报道的指南。某出版社编辑报一个选题是《看美国人怎样治国》,总编辑一看题目,急了,问:“你什么意思?”总编辑这话的意思是,美国人的政治文明是不可赞美的。中宣部训话会一贯讲究的就是这样的导向。美国的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当你把它诬为臭狗屎的时候,实际上你已嗅着向真正的臭狗屎靠近或正在进食。心地光明磊落一些吧,中宣部!恢复正常的嗅觉,把狗屎称为狗屎,把香饽饽称为香饽饽才是你的出路。否则必然身败名裂,自己将自己挂上历史的 耻辱柱。实际上你已经声名狼籍太久,赶快悬崖勒马。
    中宣部害的第七大病是中央精神的克扣者、阻挠者,而不是贯彻者。 媒介中人,特别是那些常到中宣部“领旨”听训的媒体领导人称:你听中央领导讲话,中国一片光明,大有希望,可是你一到中宣部听训, 中国简直是乌云翻滚,魔爪横伸,整个感觉中央精神的头号阳奉阴违 者,头号克扣者,头号反对者,头号否定者,头号干扰阻挠者,不是台湾,不是香港,不是贪官污吏,不是海外民运分子,不是美帝国主 义,不是法轮功,不是六四死难家属,而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中央宣传部。此时你禁不住产生今夕何夕的感觉,中宣部究竟是谁的中宣部, 它究竟是听谁的,今日域中,是光明的天下,还是黑暗的天下。笔者写此文,正值2004年两会,这本应是媒体最活跃,中国人政治生活 最自由的时期,可是你看媒体被中宣部收拾得个个“清心寡欲”,家家跟素食者似的,会上谈的一些重大问题,修宪、拆迁之类,都不许媒体自由言说,实在是与中央的中心工作对着干。
    中宣部害的第八大病是冷血弱智病。日前与某杂志社一位朋友通电 话,无意间谈到他们最近一期杂志刊载的一组关于信访的文章。恰好我也看了这篇文章,他说:“这组文章影响不小,连中宣部都打来电话了,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信访问题最大的一篇报道。”我立即回应道:“远远不够!应该做一期专号。你们这一期做的是什么呀?简直就是一趟浮光掠影的信访旅游,把信访者的苦难当风景看,隔靴搔痒, 太轻飘飘了。应该照着督促和帮助政府彻底解决信访问题的方向去做,脚踏实地而不是浮光掠影,追根溯源,竭尽媒介之力,坚决挖掉导致信访现象产生和存在的各级毒瘤。前不久在网上我发表一篇《给温总理的一封信》,提请并奉劝他们这一届政府,要拿三分之一的精 力,解决人民群体幸福感指数过低的问题。富裕固然重要,可是富裕 而不幸福,人文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有背政府初衷,是国家的硬伤。 上访就是这样一块硬伤,是老百姓幸福感的头号杀手。我相信温总理 能够看到那封信。信访的存在是我们不可饶恕的罪恶,居然听任它存在几十年,实在太罪过!良心大大地坏了!”
    听我此番话,这位朋友接着说:“中宣部的电话不是来鼓励的,而是来责备的。说这样报道会影响社会稳定。”我心中顿时无名火起: “这种混蛋!简直是弱智!上访者个个都是炸弹又能怎样?对于十三 亿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极少数,怎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何况上访 者十之八九都是蔫人,真正的暴烈之士根本不会去上访。长期听任上访的存在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头号原因,宣传部的此类责备又是导致 上访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如果媒体自由跟进,而不是像这样被各 界宣传部的冷血和愚昧封锁,上访现象早他妈八百年就绝迹了!”
    形诸文字还客气了一些的,在电话里我跟泼妇和泼皮一样破口大骂, 没有一点风度和修养。我简直是出离愤怒了!报道上访怎么会影响社会稳定?不报道才会积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面对一个个悲惨的上访故事,你们居然能无动于衷,竟责备媒体报道太过,实在是太铁石心肠!太愚昧,太冷血,太可恨了!这样的心智,这样的冷血,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发号施令,怎么能不误我苍生,误我中华!
    非典期间,在卫生部举行的那次究竟该如何公开非典疫情真相的研讨 会上,有卫生部的官员担心和盘托出真相会引起恐慌,我当即怒不可 遏:“在座的不是都知道真相了吗?大家不都好好的没有一个寻死上 吊投井跳楼吗?别以为我们比老百姓高明多少!现在就可以通知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立即向国人公开疫情真相。”卫生部领导真是 “从善如流”,第二天果然公开了疫情,就是4月20日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张文康部长公开的那个来中国旅游很安全那个“真相”。我插这个曲是什么意思是?是想说明,有些政府官员要比普通人懒惰得多,冷血得多,也愚昧得多。他们大脑根本没有科学缜密思维的影子, 完全是跟着愚昧的感觉走,跟着愚昧的想当然下结论,做决策,下命 令。口口声声为社会效益计,为国家稳定计,本质上是“误国误民, 实乃千秋罪人!”
    中宣部害的第九大病是庇护恶棍和腐败分子。年前各新闻媒体都传达 了中宣部吹胡子瞪眼睛转达的二十五个“不准”,其中一个“不准” 是不准各家新闻媒体报道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被“双规”的消息。为什 么不准报道?说是这影响了宣传系统的形象。这个理由太邪恶!宣传部没有免于被监督的特权。不许报道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被“双规”, 试问你代表了谁的利益?你代表了“双规分子”的利益!这一“不 准”,让新闻记者扼腕痛惜,让腐败分子暗暗称快,这不是一个以宣 传“三个代表”为业的机构可以说出口的话。真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请问一切正义之士: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宣部封杀无数新闻报道,每一个报道里都是小民被欺;封杀一个报道就是纵容继续欺压小民,做恶人的帮凶。
    中宣部害的第十大病是吃里扒外。新闻媒体被中宣部管得跟三孙子一 样灰头土脸。你管他就应该保护它,可是记者屡屡被打,从来没见中 宣部站出来为记者说话,给记者撑腰。修理记者的办法一套一套,层出不穷,可到记者需要你为他们鸣冤撑腰讨公道的时候,你乌龟王八 脖子一缩,生死由他去,屁都不放一个!
    中宣部害的第十一大病,表面上的精神贵族,实际上的金钱奴隶,铜臭十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对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随意叫 “停”,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稳定压倒一切”,许多时候实际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寻租,是受恶人之托,忠恶人之事,拿党和国家赋予的 媒介管理权为腐败分子减祸消灾,谋取私利。据一些大型网站和著名报刊的从业者介绍,中宣部一些人常以宣传为名,指令媒体免费给一 些文化商品做广告。媒体该收的广告费免去了,可是广告主的广告费没有免,哪去了?进了“叫停”者的腰包。另据可靠消息,宁波普陀区曾拿八十万请中宣部摆平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天津一个卫生事件 的当事人也曾拿出几十万元贿赂中宣部,求中宣部封杀中央电视台的报道。看起来是封杀一个报道,实际上就是庇护一群或一个恶棍,是延续一个灾难,是出卖党和政府的形象以换取非法利益。最近,中宣部下令封死宝马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有没有接受事主的黑钱?我们不能不提出质疑。
    中宣部害的第十二大病,嫉妒贤德,谁冒头就封杀谁,谁的正义感突 出就“活埋”谁。现在中国不能有畅销书,哪本书畅销接着必有中宣部跑步“灭火”。理由冠冕堂皇,内心阴暗无比。封杀一本有创意的走红新书,就是扼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摁下去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或学者或报纸,就是摧灭中国社会的正气。当下中国社会,之所以精神创造力枯萎,道德沦丧,正义泯灭,邪恶势力猖獗,正气弱如游丝, 中宣部要负百分之九十九的罪责。中宣部败坏了中国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
    中宣部害的第十三大病,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二级制造者。民工欠薪多年,为什么直到温总理时代才真正着手解决?宣传部一向不许媒体报道,欠薪问题进入不了国人的视野,怎么可能解决?上访为什么几 十年不绝,有的祖孙几代上访,前仆后继,为什么?宣传部为无数的罪恶捂着盖子。计划生育有多少惨绝的事,都因为得不到媒体的报道 而屡屡重演。恶人不怕见官,就怕见报,新闻媒体本来可以为中国人民做一万件好事,解决一万件灾难,只因宣传部愚昧落后的思维方式 和霸道武断的工作方式,却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件被勒令禁绝,宣传部系统整个就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延续者和二级制造者。
    中宣部害的第十四大病,媒体老总们的是非感、正义感、文明感的戕杀者。每次听中宣部训话归来,受训的媒体领导都大倒苦水,说坐在中宣部的会议室里简直是时光倒流,中宣部的那套说辞实在太违背时代潮流。看上去他们好胳膊好腿去,好胳膊好腿回,没有半点损伤, 实际他们内心被大大挫伤,他们的是非感、正义感和文明感被中宣部 的训话彻底地损伤了。是非感的伤害是世间最大的伤害,正义感的被蹂躏是最残暴的蹂躏。
     二、怎样拯救中宣部?上下二策拯救中宣部
    上策,撤消各级宣传部。美国有宣传部吗?英国有吗?欧洲有吗?都没有。谁有宣传部?纳粹德国有宣传部,而且曾涌现出一位著名的部 长,就是戈培尔博士,“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这条谎言的发明者。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有宣传部,当时的中心工作是宣传 “共产党共产共妻”,宣传朱毛的队伍是“共匪”。宣传部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它的核心工作是好事无中生有,坏事有中生无;好事小的化大,坏事大的化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知客观为何物,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驰。殊不知宣传部这种工作本身就是罪恶,就是灾难,就是政党和政府自绝于人民之举。中国政府如果 说在国际社会上形象不理想,应该首追中宣部的责任。它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下策,制定一部《宣传部工作法》,一切照章法来,不得再采用三仙 姑式的巫婆神汉工作法。允许其依照现有工作模式运行,但是必须设置监督环节,以节制宣传部的工作,不得再正确得如同罗马教会。具体办法有四个:办法一,设立专门的学术研究项目,为中宣部的功罪盘点,看看宣传部系统在过去的历史时期里都立过哪些功,犯过那些罪,哪些宣传部长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哪些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功臣画进凌烟阁,罪人刻上耻辱柱。可以倒着清盘,从现任刘云山、吉炳轩开始,依次丁关根、王忍之、徐惟诚等,顺着往上捋。
    办法二,建立宣传部工作日志制度。宣传部必须有清楚全面的工作日志,今天下了哪些封杀令,明天举了哪些黄牌,必须笔笔记录在案, 昭昭在册,以备查询,以备监督,以备日后责任追究,以备日后历史的论功和定罪。眼下正流行的那种企图逃避责任追究和历史审查,以电话下“禁令”,不留文字痕迹的鬼魅做法必须坚决禁止。一件坏事, 新闻媒体正准备暴光,宣传部的电话便斜刺杀来,高喊“刀下留人, 不许报道!”研究者对此类情况一定要格外注意,除了冠冕堂皇的 “稳定压倒一切”之外,还要细心考察这背后还有没有权钱交易?要追问凭什么你自告奋勇替坏人坏事捂盖消灾?鲁迅先生说:“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我们有理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 推测宣传部的这种“叫停”电话。一个‘叫停’电话,拿坏人多少贿 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给我从实招来!
    办法三,建立宣传部工作事故追惩制度。豆腐渣工程有责任追究制度, 宣传部工作如果发生失误,其危害比豆腐渣工程更大,故也应该有事故追究制度。一句话,意识形态的超级豆腐渣工程危害更大,不能白白放过。当年的中宣部发动的许多反这反那的活动,现在看都是笑谈, 视为丑事,为什么不见有人为那些丑事、蠢事负责?
    办法四,增加中宣部工作透明度,媒体随时将中宣部下达的各种“不许”指令刊登在报刊上,或者发布上网。中宣部也有这样做的法定义务,让全国人民都来评价宣传部下达的这些禁令哪些属于正确的,是功德,哪些是罪恶,是反文明,是伤天害理。各媒体老总,听了中宣部的训话之后,凡觉得有违背起码的文明社会常识的指令,都应该自觉将其发布上网。丑恶言行最惧怕透明。中宣部的跋扈和“常有理” 也是被媒体老总们听完不当、不正确、甚至反动的训话之后“秘而不 宣”惯出来的。据一些老总讲,中宣部训话根本不讲理性,不循文明常识,也不讲什么媒体责任,有时甚至迹近流氓无赖滚刀肉的腔调, 充溢在训话中的是酣畅淋漓的颟顸气和管人欲。中国新闻媒介体系如此庞大,而对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人民的福祉贡献实在太少,祸根就是整个宣传部系统使出全幅力量,专以拖新闻监督的后退,拉历史的 倒车为职责。实在令人痛心!实在令人愤怒!
    三、中宣部挟王明、康生、张春桥极左历史的余威才这么凶顽, 它的极左根子从未被清算
    这些年新闻圈常用这个句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某报道夭折 了。”什么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实际就是宣传部从中横加干涉。 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能报道,实际上是说虽然是公认的荒谬、 愚昧甚至反动,可是也不能不听它的。这等于认可了宣传部拥有了颠倒黑白、强奸公意、指鹿为马、不按常理出牌、践踏文明常识的特 权。众所周知的荒谬,而威力却如此之大,如此“神圣不可侵犯”, 如此“不可向迩”,几十万新闻人,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没有人正 面抗争哪怕半句话,实在是中国道德人格的耻辱!新闻圈里的人都 说:中宣部的权威只隔一层窗户纸,只是大家不愿捅破就是了。为什 么不愿捅?是不敢捅。为什么不敢捅?因为它太凶顽,它不讲理,更不讲法,好人不敢跟跋扈的恶棍较真儿。他加害了你,你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法院都怕它,不敢接你的诉状。这样的现实助长了宣传部的行不由径,致使其肆无忌惮地祭起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各种邪术法宝来。整个宣传部系统是中国新闻业正头顶上的一块乌云,是新闻记者的噩梦,它蔑视文明社会的一切是非曲直,冒天下之一切大不韪。它是党和政府民意基础的最大淘蚀者,是党和政府合法性的最大流失者,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二级制造者。
    中宣部为什么这么凶顽?第一,这是极左历史留给它的历史遗产。从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时代以迄于今,中宣部一直享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免责权。它做到哪儿哪儿是边,即便事后证明宣传错了,鼓动歪了,“城头大王旗”可变,中宣部的地位却一成不变,什么责都不用负,一不用反省,二不用忏悔,三不用问责。“反右”期间, “文革”期间,以及后来中宣部搞的反这反那期间,抓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都红得像烙铁,毒得像异蛇,事后没有谁向它“反攻倒算”追究其过失。政治路线变了,人事变了,中宣部作为一个机构的红和毒却 一直没变。中宣部从来没有得到清算,它的角色没有变,它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从未被触动,它的极左性、悖逆性从来没变。要像清算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那样清算中宣部在过去历史时期的一切罪错!第二,这是继承前此意识形态衣钵的体现,固守着与时代相背的国际冷战思维。中国媒体说美国至今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中宣部才真正是冷战思维的烈女节妇。第三,把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看成是一 小撮人的禁脔,各种在它看来不顺耳的发音器官都是没有发声资格 的。须知中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是全体炎黄子孙的托身之地、 庇护之所,任何异类,你是民运分子也好,你是六四流人也罢,都是这片国土的合法继承人,都有平等地在这片我们祖先共同开发的老娘土上自由生活、自由表达、自由言说的权利。我即便是不爱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也有在这片热土上生活而不去逃亡、不去坐监的权利, 因为这也是我的祖产。你中宣部部长的曾高祖在这片热土上耕耘过, 他政治流亡者、持不同政见者的曾高祖也在这块土地上耕耘过,爷爷们的孙子是平等的,是应该坐在一张圆桌边共商国事的。可是中宣部是不许你这么看,这么说,这么商量的。
四、我敢喊出“讨伐中宣部”的十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毛主席教导给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切反动派,都 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 而是属于人民。”新闻圈早已在私下自由的场合称中宣部是当下中国 的“反动派”了。虽然“反动派”这个词有泛政治化倾向,有“历史 问题”,不想使用它,可是揆诸中宣部的种种行径,除了这个词,别的词真的很难表达。中宣部的反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 不背不盖赤裸裸的反动,是不折不扣的反动。
    第二个理由,这是我的宪法权利。共和国里不应该有老虎的屁股,共和国里不应该有任何免于诘问的圣物,共和国里也不允许有欧洲中世纪红衣大主教那样的圣人。
    第三个理由,我比中宣部高明和文明。从上到下各级宣传部系统的工 作,在我眼里就像一个愚妄之人不可一世地叫嚣着走向结薄冰的深湖,又好比街头恶棍行横,却没人喝令断阻。我是止不住要大叫阻止 的。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不利于任何人。他们自认为“守土有责”,是忠心耿耿为党和政府“看家护院”。在我看来,他们是陷党 和政府于不义。他们出台的每一个“不许”,都经不起推敲,都是愚昧的“结晶”,都误党和政府的事业。报道上访会“影响稳定”就是 最典型的例证。究竟会不会影响?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会怎么影响? 他们调查过吗?他们研究过吗?他们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没有一 点科学的影子,全是愚昧!全是懒惰!全是冷血!
    第四个理由,他们对人类文明常识的践踏令我忍无可忍。他们不许媒 体用“公民”一词,要用“老百姓”,不许“民主”、“自由”的字眼随意上媒体,宪法上可以用,十六大报告可以用,普通人不能随便用,这分明是把“民主”、“自由”当摆设。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是人类之敌、文明之敌、民主之敌、自由之敌!这是“敌我矛盾”!这是对60万中国新闻人最起码的职业理念的践踏,是对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人文情操的蔑视和挫伤。这种反对起码的新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行径,充分说明他们不是党和政府的思想卫士,不是“三个代表”思想的贯彻执行者,而是愚昧落后文化的代表者,代表着人类腐朽没落的文化堕落沉沦倒行逆施的方向。
    第五个理由是我有好生之德。我不忍心看着中宣部这个机构就这么自我毁灭,更不忍心听任你们继续毁灭中国尚存的一息精气神。我必须像佛教大师那样对你们加以“当头棒喝”:“休得无礼!不许走那条 路!”
    第六个理由,别的部和部长都可以成为媒体“挑剔”的对象,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工作都可以“批评”,凭什么中宣部就不能被“说三道四”?司法部、公安部、铁道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等,及其部长,都受到过媒体的质疑和责问。特别是铁道部,年年像打狼一样受到国人的围攻,说春运涨价实在可耻,是“大发中华民族团圆财”。 中宣部每一次发布“不许令”,新闻界都会经过一次全国范围的心灵折磨,整体地灰心伤气,骂骂咧咧,痛不欲干新闻,然而却向来无人 敢反问一句“你的‘不许’合适吗?你凭什么‘不许’?”如此不得人心,竟如此令行禁止,威力无穷,凭什么?凭什么宣传部就是猫, 而新闻媒体就是老鼠?谁给中宣部这样被监督、被批评的豁免权?
    第七个理由,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是河南人,2003年底他一口气发布二十五个不准时,新闻圈朋友聚会时总半真半假说“河南人都什么玩意儿!”一位级别挺高的新闻界朋友说:“春天他们这一届(中宣部领导)初上台时,加上正赶上非典,新闻宣传通气会上对媒体老总还客客气气。现在,牛得很,凶得很,一点不客气!眼空无物,去听精神的仿佛都是三孙子。”河南人抓意识形态让人不放心。向来中国灾难最重的是河南,河南灾难的总根源是河南官方的意识形态过敏。 1942年河南饿死一百万,二十年后的1962年,河南饿死人更多,祸根都在地方行政官官迷心窍。河南的官员大多“忠心向上”。上边未必是那样的意思,跟来跟去实际上是跟了魔鬼。上边有上边的事,他不会觉察你看起来跟上面,实际上已经跟了魔鬼。于是你越跟越远,最后把自己跟成文明的罪人、精神的杀手。我不相信中宣部发布的二十 五个“不许”是胡主席指定的,我相信完全是中宣部自行拣选出来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放手让同志们发挥主观能动性”, 于是中宣部把领导人的信任做到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程度。 “防火防盗防河南人”,这令人痛心。我们不能听任全中国的舆论环 境都发生河南化。
    第八个理由,这是我的一种文风自觉。梁启超把时务文体发展至极致, 胡适把白话文张扬到极致,徐志摩把新诗发挥至极致,鲁迅把杂文发挥至极致,李敖、柏杨、王朔、孔子、孟子、曹雪芹、唐宋八大家各臻其极。他们的每一个极致都为汉语文和汉民族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也希望把这种不忌生冷的文风发展之极致,为汉语文和汉民族 的发展略尽绵薄。书生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如刀。
    第九个理由,前辈的鼓舞。三百六十年前弥尔顿写了《论出版自由》,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写了《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千五百年前骆宾王就写了《讨武照檄》,尼采说“上帝死了!”章太炎斥光绪帝是“载恬小丑”,梁启超嘲骂袁世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 五四先驱喊“打到孔家店!”张季鸾数说“蒋介石的人生观”,郭沫若叫人“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傅斯年写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倒“皇亲国戚”,前贤相望,史不绝书,我说句“这个样子 的吉炳轩非走不可”,或喊一声“讨伐中宣部”,较之这些前辈,有 什么大不了?实在小菜一碟。再者,新闻媒体上国外整天喊总统不称职,要下台,部长有劣迹,快滚蛋,我就不信中国人喊一句“讨伐中宣部”就是大逆不道,就该死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 想当弥尔顿的知识者不是好知识者,我想做一个好的知识者,我想做中国的弥尔顿,我想让这篇《讨伐中宣部》成为彪炳史册的历史文 献,就像《论出版自由》一样,就像《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 样。
    第十个理由,为后辈造福的欲望。拯救中宣部,为后辈开辟幸福自由 的源泉。“公民”、“民主”都成为忌讳,这灾难太深重了吧?何时 是尽头?鳞介羽毛尚知为子孙计,何况我圆颅方趾的人类?千人诺 诺,不如一士谔谔;文王谔谔以昌,纣王默默以亡。
    第十一个理由,人不亲行亲。你是抓新闻工作的,我是研究新闻工作 的,新闻工作的抓法也是新闻研究的对象。我们本是一家,共同对同 一个“东家”的兴衰负责,那就是中华民族。我们应以辐辏之势指向 我们共同的轴心:父母之邦!炎黄之族!
    第十二个理由,生态学的依据。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苍鹰更后。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中宣部如此绝对的权力为什么 就没有监督?谁能保证它不腐败?它不以权牟利?中宣部后面也应 该“黄雀”,没人敢追问他打一个“不许报道!”的电话背后是不是 收受了别人的贿赂,这是生态学常识不能答应的。恐龙没有天敌,最后还是灭亡。大家彼此应该“互相监督,切莫违犯了”。
    第十三个理由,大不了一死,我还正不想活了。每听说中宣部又出台新“不许”了,我就恨不得一口气把自己憋死算了。或者离圆明园、 颐和园都很近,那里到处是荒林子,足以把人吊死的树枝有一千万个不止,找个僻静之地,“自挂东南枝”算了,不看这个世界了。这都是什么混帐“不许”啊!实在没什么法子让中宣部醒来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读研究生时一师兄常说:“司马迁写 《史记》蛋砸三砖。”蛋砸就砸了,可你要不让他写《史记》,成吗? 我想遍宪法、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种法,讨伐中宣部该不着死罪。 既是“活罪”,就更没什么好怕。不就是蹲大狱吗?没准还捞个“秦城待遇”。蹲秦城是以肉身存银行,有利息,不贬值。现在凡叫得上名字的老人物,有几个没蹲过秦城?甘地说监狱是大英帝国免费的旅馆,住着很棒,一日三餐很省心。中国监狱与大英帝国的监狱在这一点上文明程度一样,也是全免费的(曾经有一个时期不太一样,枪毙 一个“反革命”,那“反革命”的家属得拿五毛钱的子弹费,不然不得收尸)。不就是性生活悬空吗?练“在狱出家功”可也。不就是吃 不好吗?还能比上高中、上大学差?高中、大学时我就饿过肚子,没什么大不了。受过苦的人有担待。前几天看凤凰卫视,许戈辉采访丁 玲老伴儿陈明先生,说秦城伙食不孬。那是什么时候啊?正当物质匮乏。现在,全国人民都不挨饿,还能亏了秦城人?不就是可能挨点儿小打吗?我一受刺激容易休克,像有些昆虫的假死。一打,假死了, 谅他再也不敢打第二次。话说过来,打死也没什么,孙志刚不是就被打死了吗?不死哪能成圣啊?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想成圣贤不顾老 婆孩子。这一点西方人更可取,想成圣贤就不成家,当年来中国传教 的那些耶稣会教士就是这样,“不婚不宦”。如果让我自己“定罪”, 我既不该死罪,也没有“活罪”,讨伐中宣部,推动中国当代社会文明,功劳反倒是大大的,大英雄一个,跟前面提到的诸位前人一样, 足以名垂青史。
    第十四个理由,我对苦难的敏感度比较高,对不公正的麻木度比较低。 上访和民工欠薪二事,谁要说影响稳定,不能报道,我就特别痛恨。 元旦那天,胡主席对全世界作个简短的“新年献词”,呼吁、祝愿世界和平。听了我很生气。呼吁、祝愿什么世界和平啊,呼吁拖欠的民工款全还了就行了!祝愿全中国的上访者委屈的心都得到平复就足够 了!就功德无量了!元旦那天夜里,我做个梦。我到颐和园游玩,一 个人影都不见,一个大园子里就我一个游客。我疑疑惑惑、意意思思地走,就这么来到十七孔桥上。低头一看,桥拱最高处有一双鞋,鞋尖对着北边的石栏杆,放得特别整齐。人投水死了,剩下一双鞋,让人注意。这是我见这双鞋子的第一个感觉。接着一个感觉是发现这双鞋竟是我自己的!我已经投昆明湖死了。我不信我死了,我要寻找没死的证据。末了我发现鞋里有一封信,是写给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信的大意是,你们为什么不下死命令解决民工欠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壮士断腕下死力解决上访问题?今天我要死给你们看!明年再有欠薪,再有上访,我在阴间决不饶恕你们!瞧瞧,我已经在梦里 “死谏”,以死抗议政府对上访和欠薪的麻木不仁了!
    五、戳穿中宣部愚昧、冷血、贪贿的“稳定观”,确立科学的稳定观
    在中央要求各级领导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中宣部动辄以“影响稳定” 为由封杀新闻传媒,我们必须重新打量这个理由,培育起科学的发展 观。据我思索,稳定有三种状态,一是常态稳定,一是不稳定状态, 一是超稳定状态。超稳定状态就是死态,就是化石状态。中宣部现在搞的稳定就是超稳定状态,中国新闻媒体已经被它搞得化石般稳定。
    以“影响稳定”为由封杀新闻报道的根源也有三个:一个是中宣部冷血愚昧,像报道上访、欠薪会影响稳定,报道计划生育的野蛮做法会影响国家形象,诸如此类,都是愚昧冷血造成的。如今关于欠薪的报 道这么轰轰烈烈,不仅没有影响稳定,反倒国家因此稳定许多,政府 因此亲和许多,这充分证明过去中宣部以“影响稳定”为由扼杀新闻 监督的行为是多么的愚昧和大错特错。它大大推迟了中国社会的文明 进程,在世界国家之林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抹了太多的黑。
    再一个根源是中宣部权力寻租,这边拿了人家的钱,转脸就以“影响 稳定”的名义喝令焦点访谈或其他什么媒体不许报道。据可靠消息, 没有中宣部摆不平、封不杀的媒体,只有新华社的内参除外。所以给中宣部送钱免灾的恶人都知道,如果是被新华社内参盯上了,上供中宣部也不好使。
    被中宣部指控为“影响稳定”,从而加以封杀,对此我们要厉声问一句:“影响了谁的稳定?”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吗?非也!影响了腐败分子的稳定!影响了宝马案肇事者的稳定!影响了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稳定!针对中宣部号称的“稳定压倒一切”,我们不能不问一声: “谁的稳定压倒一切?”从中宣部叫“停”的一个个报道里我们看到, 是腐败分子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邪恶势力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欺压良善弱小的人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有钱给中宣部上供的人的稳定压倒一切!是克扣民工工资的工头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逼迫苦难的人民群众千里万里走上上访路者的稳定压倒一切!
    第三个根源是确实可能影响稳定,于是喊“停”。对此我们还要问一 问:到底影响的是哪一种稳定?是常态的稳定,还是超稳定?如果影 响常态稳定,是该喊“停”。如果影响的是超稳定,那是应该影响影 响的,再不影响影响就死屁了,万马齐喑。什么是常态稳定,什么是 超稳定,什么是不稳定,必须有个科学的指标,而决不能允许像过去 那样,跟着冷血、愚昧、贪贿者的感觉走!中宣部对中国文化事业的管理,远远比三百年前的英帝国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还要落后。对此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已经是数字化时代,中宣部的决策也要数字化。已经是透明的时代, 中宣部的决策也要透明化。找遍北京的街道,你看不见“中宣部”的 招牌;拨北京的114查号台,你查不到中宣部的电话;网上搜索“中宣部”,你得到的是空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闭目塞听,以不变应万变,悖逆时代而存在的“机关”!中宣部是地下党,还是黑社会组织?它为什么胆敢这么无视公众对中宣部的知情权?中宣部早已不是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看门人,而蜕变为有着独立经济利益的险要“机关”。它拥有对全国庞大的新闻业说一不二的“叫停”特权,它安享着“说你影响稳定你就影响稳定”的鉴定垄断权和由此带来的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油水的非法利益。已经是听证的时代,中宣部每发一号,施一令,也必须建立在严格科学理性的基础上。保守的,历来以极左闻名的,冷战思维孑遗的,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接受过多少黑钱, 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曾迫使多少弱者和受害者在媒体上失声的中宣部, 该彻底清算了!谁左谁当宣传部长的恐怖时代该终结了!

李长春系中宣部打压言论自由 拟秋后算总账

7月31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题为《他妈的“奇迹”!!!》一文,表示“面对如此惨烈的事情以及铁道部的糟糕处理,我们只想用三个字表达看法———他妈的!”。文章在南都网上刊登不久就被删除了,不过目前被其他网站转载的此文还尚在。估计不久也会被“河蟹”。
南都这篇文章在导读中表示:7月23日20时27分,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市双屿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造成D301第1至4号、D3115第15至16号车厢脱轨,事故已致40人遇难。面对如此惨烈的事情以及李长春、刘云山主管的中宣部,铁道部的糟糕处理,我们只想用三个字表达看法———他妈的!
就在媒体全面整肃之际,南都的举动被认为十分大胆,有网友感叹道:在李长春、刘云山主管的中宣部下达封杀令第二天,南都太他妈的牛了!
自由撰稿人犀鸟认为,“他妈的”这是中国老百姓说得一句粗话,一般不会说。但是,作为文化人,当看到7月23日发生的事件后,面对当局糟糕的处理办法,实在气愤填膺。
他还说:“共产党官员的许多做法只会让你想不到,没有坏事是他们做不出来的。这起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共愤。许多人特别是媒体人法律人都不怕打压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起事件,国务院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交待,否则后果是严重的。”
大陆著名律师张鉴康告诉记者:“面对当局的草菅人命、冷血自私,本应以中立客观为职业操守的新闻记者已难顾及行为的从容、优雅和语言的干净卫生了。实际上,是人都明白:‘他妈的’是骂给谁听的,就是那个占有一切权力又拒绝承担责任,垄断‘真理’又不断撒谎的名曰‘尚黑’的组织。难道不是吗!”
之前由于李长春、刘云山主管的中宣部下达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新闻报道的封杀令,大陆很多报刊临时撤版,有媒体甚至以留白抗议,而网络上更是大量的帖子遭到删除。一些记者还因此报导被“下课”。香港记协7月30日还为此发表声明,要求李长春、刘云山撤回动车事故报导禁令。据记协的声明,因中宣部禁令而临时撤版的有《21世纪经济导报》、财经周报《中国经营报》、《新京报》、浙江的《钱江晚报》和西安的《华商报》,甚至官方新华社也要紧急通知报社订户暂缓使用早前下发的一些稿件。

【2011年07月31日】

我不相信宣传机构可以否认真相达数代之久

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民族能够永远被奴役。宣传机构可以用谎言填充他们的思想,否认真理达数代之久,但人们在漫长黑夜中被迷惑、冻结的灵魂会由于不知来自何处的火花而觉醒,立刻,谎言和压迫的构架将因此而受到审判。被奴役的民族永远也不要绝望。”

——温斯顿.丘吉尔

李长春系中宣部对温州动车事件下封口令

【2011年7月30日】7月29日晚,多方证实,李长春、刘云山主管的中宣部已下达严厉封杀令,禁止大陆媒体报导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今日,各大“主流媒体”版面已作调整,内容不再有“刺眼”的评论。不过,地方上的“非主流媒体”以开天窗形式继续跟踪报导。据香港记协了解,中宣部星期五(29日)下令各地方媒体包括子报子刊及所属新闻网站对温州追尾事故的相关报导要迅速降温。据悉,撤版的报刊包括北京《中国经营报》和《新京报》、广州《21世纪经济报导》、浙江《钱江晚报》和西安《华商报》,撤版数目达两至八版。
30日,网路中声援者众多,并呼吁今天全国的报纸都以开天窗的形式来表示反对降温指示和不妥协的态度。面对李长春系中宣部的高压指令与职业操守之间的选择,分析认为,李长春、刘云山系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虽有各种禁令,但这次似乎不敢有过分的明目张胆,众怒难惹。
新闻媒体表达不满
一新京报资深记者在博客中无奈的说:“1分钟前接到消息,我的版最终也没坚持到与读者见面,新京报坚持又坚持、妥协又妥协之后,仅存的4个版也被和谐。长歌当哭,没办法,我们要为2000多新京报员工的饭碗考虑。”贴版,以示纪念,注意标题。
中央电视台(CCTV)著名记者鲁健在微博中说:“国际敏感事件,请关注CNN,国内敏感事件,请关注央视以外任意频道,不就是解释说明会吗,怕什么。为什么唯独不让央视直播,让我直播,放心,词都想好了:获救者眼含热泪握着官员的手激动的说,这要是旧社会,你就是有九条命也捡不回来了。”
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在博客中对媒体记者表示支持,他说:既然那么多报社都被临时勒令撤稿,或许大家可以某种较为一致的方式(比如统一开天窗)来表达心中的抗议,申张媒体的尊严。新闻界如果能够举行一次这样的良心起义,或许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
张雪忠先生还郑重承诺:“如果哪家报社因为明天开天窗致使决策者受处罚,本人将给每一位受罚者赠送10000元,以便分享他(她)的勇气与光荣。”
香港媒体人“george_chen”在微博中也表示:“今晚中宣部和各地方宣传部、新闻办官员疯了似地给各大报纸、电视台打电话、发传真,要求近期不再发有关动车事故新闻,连之前宣传通知‘大灾面前有大爱’歌颂主题都不可再做,希望公众尽快淡忘。”
朱孝顶在微博中也声援说:“今晚,一个非常牛逼的词叫‘降温’,迅速在各大门户网站得以体现,各地的歌舞声又起!在此关头,那些主动降温的达人,无论有多牛逼,熟悉的就地绝交;不熟悉就此划清界限。本贴,爱删就删,本人,爱杀就杀,不用跨省。没有能力做更多事,但至少可以不主动降温,不配合强奸!”

李长春系中宣部严管新闻媒体 控制言论自由掩盖真相

共产党中宣部在重大铁路事故的报道中仍强力控制媒体。法广报道,7.23温州动车追尾特大事故后第七天,李长春、刘云山主管的中宣部连续下令,要求媒体停止报道和评论此事。报道援引中宣部禁令说:“鉴于7.23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境内外舆情趋于复杂,各地方媒体包括子报子刊及所属新闻网站对事故相关报道要迅速降温,除正面报道和权威部门发布的动态消息外,不再做任何报道,不发任何评论。”
*官媒有否臆造事实*
关注中国民主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说,中宣部就是要让中国的媒体服服贴贴做中共当局的传声筒和宣传机器。孙文广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媒体全部有中共宣传部管理、管治与领导,他们在中国报道的空间是很小的。基本上说,你歌颂共产党、歌颂当局都没问题,而你要表达一些批判性的意见,那么轻的警告,重的制裁,不让你在这里干了。所以中国的媒体实际上是官方或者说是中共当局的一个传声筒,一个宣传工具,它没有真正媒体的自由。”
他说,新华社就7.23温州动车追尾特大事故最初报道,起因是雷击、是天灾。而日前爆出的最新消息说“红灯错便绿灯致追尾”,雷击不会变红灯为绿灯,显然这是一起人祸。因此孙文广质疑,“最初新华社是否造假?”
另外网上报道指出,中国官方在事故发生后称,事故发生的时间为7月23日20点34分,网民上传网友外拍照片显示,确切的时间为20时27分,网民推测官方修改中间的7分钟时间,将两车间的时间差15分钟缩短,为官方掩饰人为的调度错误。
孙文广引述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事故现场对媒体的话说,7.23动车特大事件“关键在于能否让群众得到真相,因此处理的过程应当及时、准确地向群众发布信息。”
*中宣部严控媒体使之成传声筒*
他指出,获得真相有几种途径,重要的是要有来自于独立的媒体的调查报道。他说,共产党当局要求全国报纸、电视发布消息都以新华社为准,如果“新华社造假掩盖真相,就会造成全国媒体跟着造假,全国就会一片黑暗,谁也难于知道真相。”
就在他讲这番话之前,东方网,德国之声等网上多家媒体报道说,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24小时》电视制片人王青雷被停职,原因是在7月25号的节目中完整报道了 7.23 动车事故,并指责铁道部在事发后迅速将车头掩埋的做法。
*央视制片人说真话被停职*
在王青雷制作的节目中,主持人评述事件时责问:“如果没有人的安全,这样的速度我们到底要不要?走得太快不要把人们的灵魂落在后面。”次日,节目组随即受到整肃,王青雷作为负责人被停职。有网友批评说,央视真实报道温州追尾事件的制片人王青雷被停职,此事背后定“有上峰指令。这个上峰是谁?应该追究责任。”
王青雷周三在微博中写道:“一个国家,只要还有一个不畏强权针砭时弊的记者,这个国家就还有灵魂。”  据报,这条微博已被转发超过四万次, 有网民称王青雷为中国良心。民众需要真相,他们不满官方及媒体的造假和掩盖真相的做法。
新浪微博的一项调查(见图)显示对政府救援行动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各占百分点一,而以一个“呸”字表示不满的占了98% 。11万7000多人参与了此项调查,调查已于日前被“和谐”。
*教授疾呼促政体改革*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说:只有揭露真相才能够安抚民心,才能惩治腐败官员,才可能制止灾难重复发生。但是在事件报道中,中宣部要求媒体都使用新华社通稿的做法,只能导致千篇一律,甚至掩盖真相。
他表示,“为了让民众了解真相,应该开放国外独立媒体的采访报道!开放网络上的报道和民意调查。让民众了解真相不能只靠政府公布,更重要的是依靠民间和独立媒体的揭露。”
中国的现实是,国内媒体都受到控制,开放外国媒体报道谈何容易。孙文广深知达到这一目标的艰难,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应该发出的声音还是要发出来,大声呼吁,对他们施加一些压力。他们听不听在其次。整个的改变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对媒体的压制不能平息民众了解真相的要求。就像央视被停职的电视制片人王青雷在微博中所说的一样:老是这不让报那不让报,最后换来的会不会是中国民众的“以暴易暴”?

2011年7月30日

李长春系中宣部禁令报道温州动车事件 中国媒体噤声

李长春、刘云山系中宣部已经下达过挑战基本的新闻伦理底线乃至基本的人类道德底线的媒体禁令。在温州动车惨祸发生不久,在惨祸遇难者尸体还没凉透、在惨祸中的伤者还在哀号伤痛的时候,中宣部争分夺秒地下达禁令,严令中国媒体“对事故原因不要挖掘,不要做反思和评论,不质疑,不展开,不联想。”温州动车追尾惨祸发生之后,当局以最快的速度调遣到现场捣毁事故车辆的掘土机铁铲斗,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死神的一个新象征。
*铁铲斗一般强硬有力的禁令*
在惨祸的调查还没有正式开始,在公众发问的一连串要命的基本问题(包括为什么当局要如此急迫地停止搜寻幸存者,以至于差点把幸免于难的两岁女孩小伊伊给摔死或铲死,当局为什么要如此急迫地调遣至少6台掘土机捣毁掩埋事故车辆)还没有答案之际,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又下达了铁铲斗一般强硬有力的禁令。
李长春、刘云山系中宣部29日夜间通过手机短信下达的禁令瞬间传遍全世界,成为世界媒体中国新闻的热题。
中宣部的禁令说:
“鉴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境内外舆情趋于复杂,各地方媒体包括子报子刊及所属新闻网站对事故相关报道要迅速降温,除正面报道和权威部门发布的动态消息外,不再做任何报道,不发任何评论。”
禁令要求全面停止温州特大交通事故的报道,包括停止先前中宣部布置的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大灾面前有大爱”的报道,要求对互联网,包括微博全面收紧控制。
禁令传来,必须接受中宣部指令、否则就会失去饭碗甚至失去自由的中国媒体人一片哀号。
愤怒的中国公众爱莫能助,只能带着悲愤千次万次地转发广东一位资深媒体编辑发表了又被删掉的悲愤的微博:
“今夜,百家报纸在撤版,千位记者被毙稿;中国,万个游魂无处安放,亿个真相正在破碎。这个国家,无数只恶棍的手,在羞辱着你。”
中国有的报纸以开天窗的方式表示无声的抗议,有的则不得不忍气吞声连夜派人加班,撤下凝聚着记者和编辑哀痛和悲愤的大量有关温州动车追尾主题的稿件。
就在一天之前,中国总理温家宝还对全中国、全世界信誓旦旦地说,要公开、公正地查明事故真相,给生者一个交代,给死者一个安慰。
*惨祸是如何酿造的*
早些时候,中宣部已经下达过挑战基本的新闻伦理底线乃至基本的人类道德底线的媒体禁令。在温州动车惨祸发生不久,在惨祸遇难者尸体还没凉透、在惨祸中的伤者还在哀号伤痛的时候,中宣部争分夺秒地下达禁令,严令中国媒体“对事故原因不要挖掘,不要做反思和评论,不质疑,不展开,不联想。”
中国的媒体不得不听从中宣部的命令。在中宣部先前的禁令下达之后,中国媒体尽量回避独立调查、挖掘事故原因,把主要力量放在惨祸本身的描述、以及惨祸死者、伤者及其家人的描述上。
上个星期六发生的动车追尾碰撞事故发生后,“中国当局立即采取措施掩盖事故原因。当局捣毁、掩埋被损坏的追尾列车的车头,解除了好几个官员的职务,其中包括上海铁路局局长。”
*官方的事故原因说法变动如流水*
自温州特大铁路事故发生以来,官方的事故原因说法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
当局最开始说是雷击导致电力供应中断,从而导致事故。然后,中国政府的一位铁路高级技术顾问表示,事故可能是追尾车司机疲劳驾车导致的。这位政府高级技术顾问被千百万中国网民严厉谴责为“丧尽天良,”诬蔑欺辱不会说话的死者。
再后来,在中国供电系统发表声明说,事故发生路段雷雨期间供电正常,从而驳倒了中国官方权威机构以及权威新闻机构的说法。中国政府随后再改口说,事故发生是信号系统失灵造成的。
再后来,负责研制事故路段信号系统的北京全路通信信号设计院(简称通号院)7月29日在网上发表致歉信(落款27日),表示会积极配合调查,接受应有处罚,并汲取教训,用切实行动告慰死难者。
然而,据《中国青年报》等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仅仅过了几个小时,通号院的有关人士在面对数十家媒体时,否认‘通号院为事故负责,’并解释说,通号院之所以道歉,只是因其‘身为建设单位之一。’”
至此,中国官方有关事故原因的说法已经成了标准的糨糊。
*中宣部下禁令掩盖事实真相*
面对国外国内对当局明显匆匆停止救援以及销毁物证所表达的惊讶和谴责,中国官方的权威通讯机构新华网7月30日发表采访报道,报导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铁道部有关负责人否认“挖坑填埋”车头,并表示铁道部始终把救人放首位。
新华网引用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铁道部官员的话说,“直至24日23时30分左右,在确认没有幸存者,并对遗物、车体进行清理收集完后,救援工作结束。在此之前,铁路部门指挥人员从未宣布过‘停止搜救。’”
然而,新华网所报道的这位官员的说法,先前跟已经传遍全世界、而中国官方也没有否认的新闻报道相矛盾。早先的报道说,铁道部当局用仪器探测了损毁车厢,确信车厢内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于是下令破解车体。在场的温州市公安局特警队队长邵曳荣出于良心和职业道德抵抗了这一命令,坚持在桥面车体上搜救,不是破解,是搜救。结果就这样出了小伊伊。逃过车祸之后的小伊伊,如此再逃过一劫,旋即被官方媒体用来充当宣传“大灾面前有大爱”的道具。
*挖坑填埋并不是挖坑填埋*
阅读中国官方权威新闻机构的新闻报导常常令人陷入迷惑,甚至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读者好似进入一种梦游状态,难以断定自己亲眼所见的是梦幻,还是官方媒体是在说梦话,还是全世界数以亿计的观众看到的录像是伪造的。
在这次温州车祸报道中,中国官方的权威机构新华社/新华网以其报道简略和错误众多而出色。中宣部要求全国媒体一律要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为准。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车祸发生具体时间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新华社提供的四个版本全都是错的。
据中国《南方都市报》报道,关于车祸发生的时间,“目前共有5个版本,分别为20:50、20:34、20:27、20:38、20:31。前4个都出自新华社,最后一个为(中国)媒体根据调度报告求证所得。”

怕见阳光的中宣部指令

【2011年07月30日】无论从媒体的角度,还是从普通读者的角度来看,7月23日温州境内两列动车相撞重大事故都应是焦点新闻,而且理应跟踪、深入的报导。然而,在惨剧发生后,除了南方少数媒体予以重点报导后,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众多党媒均对此轻描淡写,而且即便有若干小篇幅报导,也更多的是侧重报导好人好事、“人间有大爱”等。而对事故原因、死难者下落、当局处理方式、高铁质量等敏感问题避而不谈。
很显然,媒体和记者在如此重大新闻面前的萎萎缩缩,都是因为头上悬着中宣部的命令。诚如以往面对重大、突发新闻一样,此次事件刚刚发生,中宣部的密令就下达给了各媒体,要求报导不要偏离方向,此后一天更是连下三次通知,内容包括各传媒不要派人到现场采访,死伤数字以当局发布为准,不得追查事故原因,不得加以评论、不得将事故与高铁发展混为一谈。同时,当局要求电子媒体报导不能太密,各级传媒亦要管好旗下报章、杂志及网站等。
据浙江《钱江晚报》某记者透露,中宣部针对如何报导还提出了具体要求,如减少报导规模,重点报导好人好事,报导救援工作如何有利,以及人间有大爱等。也就是说,要通过报导,将坏事变成好事。比如,死难者家属的痛不欲生的画面和声音尽量少出现在电视广播中,而温州市民捐款捐物捐血则要连篇累牍报导。
毫无疑问,当大陆传媒纷纷执行中宣部的指令后,事件的真相和背后的龌龊就在一次次“动人”的宣传中被“和谐”,被掩盖。如此有恃无恐的中宣部的背后究竟是谁在撑腰? 不言自明。
说到中宣部的密令,人们相当反感。除了重大新闻外,关于日常敏感议题,中宣部都是接连不断传达指令,而且大多是口头传达,并要求记者不得记录(看来中宣部也知道自己所为见不得阳光)。不允许记录让记者们都非常头疼,谁能记得住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呢?
比如今年年初,中宣部再下指令,要求媒体严格控制“灾难事故和极端事件”的报导,对这类事件的报导设定限额;禁止媒体报导涉及房地产市场、物价上涨、腐败和暴力拆迁等引发的“自杀、自残和群体性”事件及反政府游行等;有关天灾和严重事故的文章数量不能超过定额,禁止各地方报刊之间就灾难性事故和极端事件交换信息,禁止记者回答外国媒体提问的手段,限制流通范围等。
如此严格的禁令,让记者们单凭记忆全部消化,难度不小。于是,在记者们的一再“抗议”下,各报社允许记者们记录,但不许外泄。我认识的一个记者就告诉我,他这些年来,已经记下来了整整一厚本中宣部的指令,其内容骇人听闻、匪夷所思绝非外界所能想像。

赖昌星牵连中共高层核心 前江办主任贾廷安晋升上将

【2011年07月31日讯】7月22日远华走私案主犯赖昌星由加拿大被遣返回北京。有人期待会敲开尘封了十二年的“远华案”,会引起中国政坛的不稳。香港媒体评论认为,这一消息势必对中南海造成巨大冲击。
就在赖昌星被遣返的同一天,前江办主任贾廷安晋升上将军衔。
香港《亚洲周刊》的评论称,这些事件“时间之巧合引起很多遐想”,但是估计赖不会对政坛造成太大的冲击。
加拿大时事评论员盛雪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当年出走加国的赖昌星在接受她的采访时说:“在狱中没事时算了一下,我认识八十三个秘书。”并称其中最大的“秘书”是江办主任贾廷安。
盛雪在《“远华案”黑幕》一书中写道﹕“关于赖昌星如果回国受审,北京官场上流传着两种说法:一是有人说,如果赖昌星回来,至少要牵扯两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另一个说法是,如果赖昌星下午的飞机押回北京,晚上就会有一个政治局委员自杀。”赖昌星自己曾经说过:“如果我回去,中纪委至少有十个人应该被判死刑。”
赖昌星还报出一连串高官秘书的名字,包括朱镕基的前秘书李伟、罗干的秘书、吴仪的秘书、“贾庆林的秘书陈广根、谭维克”等。赖昌星亦曾在红楼接待过包括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等多名中共核心人物。
盛雪还称,赖昌星所言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我相信他有保留,一些敏感的内容他选择了不说、不讲,因为有十多人被判死,八人是立即执行的。五六百官员受牵连,相关事宜他守口如瓶,怕的是再有人受害”。
盛雪指出,对于共产党而言,“维持稳定,是它的头等大事,而且中共目前处于非常力不从心的困境。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跟赖昌星案有所牵连的中共高层核心人物,不会轻易去动赖昌星这个棋子,去引起新的政治动荡。” 
  

“因为(政治动荡)对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好处”,盛雪说,“我们常常看到中共内部狠狠的斗,但是对外都是一致的”。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赖昌星案涉及北京高官人数众多,主犯遣返,对政局肯定有影响,但12年后一定不如当年那么影响大,“对目前的接班人看不到有实质的影响,可以断言,十八大前不会有高官因赖昌星下台。最多是潜在的影响,如与赖案有牵连的高官,话语权会被削弱。有影响的也就是要推荐官员的影响力削弱了”。

2011年7月30日星期六

习近平姐夫吴龙 : 新邮通信幕后老板

2005年才在广州成立的电信设备公司新邮通信,在中移动历次TD-SCDMA设备招标中屡战屡胜,近日又在中移动2.9亿元的新一轮招标抢到其中一份合约。但传媒和业界人士对新邮通信所知甚少,只能称之为「黑马」、「神秘新贵」。

传为新邮通信幕后老板

内地3G服务刚起步,中联通本周才加入与中移动、中电信的3G大战。有行业报告指,内地3G网络基础设施、终端设备的市场价值超过1万亿元,电信设备公司自然虎视眈眈,但想分一杯羮,除了技术因素之外,人脉关系更是万万少不得。因此,新邮通信老板的背景广受关注,偏偏这间公司远比其他电信设备公司低调,还规定员工不得擅自对传媒发言。
新邮通信的网站自称「是集通信技术研发、产品製造、销售及服务的新兴高科技企业」,在广州、西安、北京、上海、渖阳设立了研发基地及生产基地,并在其他 26个省设立办事处。这样一间公司,显然来头不小,北京《经济观察报》去年曾试图揭下其神秘面纱,但没能挖掘到公司董事长吴龙的资料,只能称之「神秘新贵」。

太子党争相涉足电信业

新邮通信近日在中移动招标中再下一城后,有传闻指,实际控制新邮通信的是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姊夫吴龙。如果传闻属实,吴龙堪称中国电信行业新贵中的又一个太子党。最早在电信行业打响名头的太子党,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他被视为中国网通的创办人及幕后老板。
由于中共高层的子女多有不随父姓或有化名,要查证他们的身份殊为不易。在内地「精英博客」中查到,习近平的二姊叫齐安安(跟母姓,又名习乾平、习安安),齐安安的丈夫正是新邮通信董事长吴龙。由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主政广东,吴龙在广东享有地利、人和也就不奇怪。
不过,在新邮通信网站上,董事长已改为余束明。或许,吴龙退居幕后是为了避嫌,只是这些消息的真伪难以查证,中国官方从来不会公开作出回应。

十八大刘云山取代李长春入常 主管意识形态

在外界关注中国新一代政治明星李克强、习近平是否会进入下周揭晓的中共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时,几名现任政治局委员刘云山、贺国强、周永康已开始发力,率先将一只脚踏入下届政治局常委会。
  不少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将在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中安排一名或两名新一代政治明星,让他(或他们)积累经验,树立威信,以便在五年后的中共十八大接班。其中,最被舆论看好的两人当属现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和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
  不料,李克强、习近平并没有出现在前天晚上出炉的十七大主席团常委会名单中,也没有担任具有一定风向标意义的主席团秘书长或副秘书长。秘书长是因年龄到限而可能退休的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副秘书长由政治局委员刘云山、贺国强、周永康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王刚担任。
  外界已有传言说贺国强和周永康将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贺国强将取代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周永康将取代罗干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但舆论较少关注的刘云山却在大会副秘书长中排名第一,多少出乎政治观察人士的预测。
  五年前担任十六大主席团副秘书长的曾庆红和罗干后来都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而今年60岁的刘云山不仅是现任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也是中国主流政治派系都能接受的人选,出任十七大副秘书长使他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可能性大增。
  刘云山现在的头衔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与其他政治局委员相比,刘云山的履历相对简单。他毕业于内蒙古集宁师范学校,毕业后长期在内蒙古偏远地区工作,先后做过教师、宣传干事,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1982年7月至1984年2月,刘云山担任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党组副书记,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这一时期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属于刘云山的上级。正因为如此,有人将刘云山列为共青团系“天王级”人物之一。
  1993年4月,刘云山从内蒙古自治区副书记的位置调任中宣部副部长,1997年10月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被提拔为中宣部部长,十六大后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
  人们以前多少有些忽略刘云山,可能是因为他长期在很少出高层领导的内蒙古工作,政治根基不深,再加上中宣部时常因控制舆论而与媒体交恶,舆论对主管中宣部的刘云山自然评价不高。
  但据中宣部官员介绍,刘云山虽然面相冷峻,其实为人相当和善,在中宣部干部中口碑很好。如果他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可能会取代李长春主管意识形态,而李长春则可能取代曾庆红主管党务。
 
● 于泽远   (2007-10-16)

李长春系中宣部对抗温家宝 下封杀令禁报温州动车追尾

香港记者协会批评中共中宣部发出有关温州动车组追尾事故的报道禁令,并要求当局撤回。
此前,中国网络广泛流传消息称,李长春、刘云山主管的中宣部下达了事发以来的第三道报道禁令,迫使上百份星期六(7月30日)出版的报刊要连夜撤稿改版。港记协的书面声明反对有关指令限制采访自由,促请中宣部撤回,并不要对新闻采编人员秋后算账。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视察事故现场时曾说,事故调查处理过程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及时、准确的像群众发布信息。

限制报道

港记协表示,据其了解,中宣部星期五(29日)下令各地方媒体包括子报子刊及所属新闻网站对温州追尾事故的相关报道要迅速降温。
该指令要求,除正面报道和权威部门发布的动态消息外,不可再做任何报道,不发任何评论。
据传遭到撤版的报刊包括北京《中国经营报》和《新京报》、广州《21世纪经济报导》、浙江《钱江晚报》和西安《华商报》,撤版数目达两至八版。
此外,新华社也据传在星期五(29日)晚上发布了紧急通知,要求订户“暂缓使用”早些时候播发的《(中国网事)期待一个负责任的交代——网路热帖〈“7·23”动车事故的五点存疑〉的记者调查》一稿。
中国网民之间流传着一幅据传是《新京报》的星期六头版原稿,头条标题是〈温州动车追尾事故赔偿金提至91.5万〉,并配以星期五“头七”路祭民众献花的图片。
一些采编人员向境外媒体证实了撤版的消息;广州《南方都市报》北京独立撰稿人喻尘也在其新浪微博上留言说:“今夜,百家报纸在撤版,千位记者被毙稿;中国,万个游魂无处安放,亿个真相正在破碎。”
港记协的声明说:“中宣部的指令明显不符合总理(温家宝)的要求,记协呼吁温总理亲自跟进事件,要求中宣部撤回指令,让真相公诸于世,让大家汲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2011年7月3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9:44

李长春系中宣部挑战温家宝 禁令温州动车新闻报道

李长春、刘云山所主管的中宣部挑战温家宝总理权威,下禁令停播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的新闻报道 。
中国总理温家宝对温州动车事故处理“公开透明”的宣示言犹在耳,事故后的第七天,中共中宣部连下三道禁令叫停了中国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与评论。昨晚(7月29日),中宣部的这一禁令在微博上被多位媒体从业者证实并被广泛传播。一家广州报社的资深编辑说,今夜,百家报纸在撤版,千位记者被毙稿;中国,万个游魂无处安放,亿个真相正在破碎。
来自中宣部新闻局的禁令称,“鉴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境内外舆情趋于复杂,各地方媒体包括子报子刊及所属新闻网站对事故相关报道要迅速降温,除正面报道和权威部门发布的动态消息外,不再做任何报道,不发任何评论。”
中宣部的禁令下达之后,中文微博一片哀声。有多家报社的编辑在微博上贴出了因禁令被撤下的版面,也有记者在个人微薄上转播再也无法上版的新闻。
《21世纪经济报道》的编辑抱怨,原本有八个版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相关报道,晚间禁令到达后,不得不临时撤版换稿;财经周报《中国经营报》则有8个相关版面被迫临时换搞。《新京报》撤下了新京报 A15版《逝者》、A16版《目击:我们都是幸存者》等多个版面;浙江的《钱江晚报》撤下了两个版的《停下1分钟》;西安《华商报》撤下了3个版的评论周刊。
一名资深媒体人说,“向所有突然再次投入工作、无奈填版的夜班编辑们致敬。”
甚至官方新华社的稿件都被禁止。晚间,新华社紧急通知,此前向各报社订户播发的《(中国网事)期待一个负责任的交代——网络热帖〈“7•23”动车事故的五点存疑〉的记者调查》稿,“暂缓使用”。
更有报社编辑呼吁报社老总鼓起勇气抵制禁令。媒体人阿丁呼吁,“媒体老总们,请在此刻积蓄勇气、唤醒良知、拒绝附逆、干掉猥琐、放行真相;禁令是用来突破的不是用来奴才听令的,绳索是用来挣脱的不是拿来自缚手脚的,这一回,能不能站着把新闻做了?”
《新京报》一名编辑解释被迫撤版的过程,“坚持又坚持、妥协又妥协之后,仅存的4个版也被和谐。长歌当哭。没办法,我们要为2000多新京报员工的饭碗考虑。”
一名北京新闻从业者说,“为今晚的扼杀气愤却又无奈,不得不从。在中国,一切媒体都是党报,一切新闻人都是臭不要脸,一切遇难者都是我们自己。”
此前几天,中宣部曾要求各媒体报道正面报道此事,对关键信息以新华社为准,并曾下令各地方媒体召回前往温州采访的记者。
7月28日中午,中国总理温家宝前往“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现场,并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当时,温家宝要求,“事故调查处理的全过程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温家宝又说,“公开、透明非常重要,事故能否处理得好,其关键就在于能否让群众得到真相。因此,处理的过程应当及时、准确向群众发布信息。”
中央电视台没有直播温家宝的现场记者会。
当天晚间,中央电视台《24小时》栏目的制片人王青雷因节目中批评了铁道部被停职;昨天开始,各大门户网站大量削减温州动车新闻条目,专题页面不见踪影。
一家广州报社的资深编辑说,“今夜,百家报纸在撤版,千位记者被毙稿;中国,万个游魂无处安放,亿个真相正在破碎。这个国家,无数只恶棍的手,在羞辱着你。”

2011年 7月 29日

江泽民怒斥香港记者完整实录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中南海会见香港特首董建华时,怒斥香港记者:“Too Simple , Sometimes too Naive”。后此段视频经由互联网广为流传。

赵紫阳1989天安门广场演讲:我们都已经老了,无所谓了



1989年六四前,赵紫阳在温家宝(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陪同下,于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演讲。赵紫阳那句“我们都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即出自该演讲。
赵紫阳演讲中说:“同学们,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我们都已经老了,无所谓了”。

2011年7月29日星期五

习近平与前妻柯玲玲婚姻不幸

在中共十七大以前,习近平的知名度远没有他的歌唱家夫人彭丽媛有名。习近平在娶彭丽媛之前,习近平还有一段不外界所知的短暂婚姻。习近平的前妻是原驻英国大使柯华的小女儿柯玲玲。
柯华,原名林德常,1915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鲤湖镇。1935年,柯华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1937年4 月,柯华参加了一个由十人组成的燕大学生代表团秘密到延安参观学习,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抗日战争爆发后,柯华参加八路军。在延安工作了12年。西安解放后,柯华先后任中共西安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及西安市委副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务。
1954年12月,柯华调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开始了近41年的外交生涯。柯华先后担任过四任司长:礼宾司、非洲司、西亚非洲司、亚洲司;四任大使:几内亚、加纳、菲律宾、英国。经他谈判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四个:加纳、马里、菲律宾、泰国。
他还参加了关于香港回归的中英首脑会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都曾直接指导柯华的工作。官方资料称,柯华是新中国重大外交活动的参与者、见证者。
1983年,柯华回国,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顾问,结束了他的外交生涯。1988年,被任命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95年离休。
柯华共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柯玲玲是最小的女儿。
习近平是在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军委给耿飙当秘书前后,与柯玲玲结婚的,时间约在八十年代初。这段婚姻维持了短短两三年时间,因性格不和等原因,便以离婚草草收场。两人没有孩子。
据知情人士证实,习近平是在与柯玲玲离婚后才去河北正定的。至于当时是不是因为离婚和家庭生活不幸福而“逃离”北京,知情者称,都说习近平也是个多情种子,当时就有些传闻,但他到地方去锻炼绝对是主动提出来的,他就是想从基层干起,省得别人说他沾老子光。

习近平信佛教迷气功 习仲勋得病求菩萨保佑

德国明镜周刊引述维基解密网站指出,中共「储君」、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是个不贪钱、不贪污,唯独对政治「野心勃勃」的「好人」,一度迷上佛教和气功,却对民主改革不感兴趣。习近平的第一段婚姻非常失败,夫妻俩「几乎日夜吵架」,终於以离婚收场。
明镜周刊驻北京记者劳伦兹研究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密电后说,美国透过一位接近习近平人士提供讯息,掌握关於他的大量资料。

进中南海  野心勃勃

五十七岁的习近平為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密电称这种政治世家的后代,「自小就意识到将进入中央领导层」。习近平在父亲庇荫下,在北京高干社区成长,住豪宅坐轿车,直至毛泽东一九六○年代发动文革,习仲勋鋃鐺入狱,年轻的习近平也要上山下乡。
一九七○年代初习近平与其他高干子弟获准重返北京,习近平却选择留在偏僻地区,决意要走「比红更红」的路线力争上游。明镜报导,很多高干子弟都知道习近平在清华大学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位是「假的」。

习近平与前妻柯玲玲的婚姻不幸福  天天吵架

报导中说,习近平首段婚姻并不愉快,习早年娶中国驻英大使柯华的女儿柯玲玲,「几乎日夜吵架」,以离婚收场,柯玲玲赴英。习近平离婚后更专注仕途,在河北、福建、浙江地方政府扶摇直上,因在福建為官多年被视為党内「知台派」。
在地方工作时,习近平一度迷上佛教神秘主义、气功吐纳和功夫,并「相信超自然力量」。

深藏不露 女人嫌闷

报导指习近平作為务实主义者,一直小心翼翼,深藏不露,至时机成熟才出示王牌。习不爱喝酒,与著名女高音彭丽媛再婚后没传过婚外情,女人都觉得他太沉闷,跟胡锦涛性格近似。习深知党内很多干部贪污,所以厌恶追逐金钱及暴发户,对自由市场尤其恐惧,但一直避免表露政见,以免不利仕途。
报导说,习虽是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却不是「中国的戈巴契夫」,对民主改革缺乏兴趣。习相信太子党才是中共革命的「合法继承人」,只有精英政治才能维持社会稳定,带领中国富强。

习近平会否走其父温和路线?

习近平以未来中共接班人的身份出席“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祝活动,引起藏人组织的密切关注,希望能揣测出中共对西藏政策可能的任何变化。路透社援引国际西藏网络执行董事雷诺兹的话说,他们对“习近平在西藏问题上的看法,知之甚少。不过习近平的父亲、前副总理习仲勋同第10世班禅喇嘛关系密切,而且也认识达赖喇嘛”。
雷诺兹说,1980年代达赖喇嘛的特使访问西藏时,并会见了习仲勋,看到了习仲勋一直保存着达赖喇嘛多年前送给他的一块金表。他说,习近平将来是否会走他父亲的路线,对藏人表现出任何同情,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原青海塔尔寺住持阿嘉仁波切说,中共政府派习近平出席西藏的庆祝活动,除了要表明中央对西藏稳定和发展的重视以外,还有一层怀旧的因素。他说,50年代前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经在西藏工作过,同10世班禅喇嘛关系密切。阿嘉仁波切还特别讲述了他1994年和班禅大师母亲一起在深圳看望中风初愈后的习仲勋的情景。

阿嘉活佛:习仲勋说他对两位喇嘛虔诚

他说:“对我来说比较震撼的是,他双手合十举到头脑的地方,说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心底有虔诚性,他们两个(人)保佑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所以我感到很惊讶,作为一个西北军的党政领导,到了得病的时候,求的还是菩萨”。

政策会否因中央换届而变?

尽管外界希望习仲勋当年同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的交往,能对习近平有个耳儒目染的作用,阿嘉仁波切认为,中央已确定西藏问题的政策,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更迭而轻易改变。他不认为习近平将来扶正后会对西藏问题做出什么大的变化。
流亡藏人组织说,中共政府为了确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祝活动顺利进行,几个星期前就全面加强了拉萨的安全戒备,并禁止外国人入藏。中国边防军从6月25日开始加紧了中国和尼泊尔边界的控制,以提防境外势力的渗透,中尼一些主要关口将关闭到7月25日。

温家宝妻张蓓莉涉刘志军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月底在中南海偕夫人张蓓莉会见香港左派元老吴康民夫妇,温张两人罕有合照爆光后,张顿成网上红人。近日,内地网上忽然出现了许多和她有关的相片、资料,包括她早年骑单车返工、去年登黄山品茗等纷纷出笼。分析人士指,张转趋高调,或与外间盛传其涉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案有关,欲证清白。
    记者近日在网上搜寻,搜获不少以往难得一见的张蓓莉的相片。在安徽金魁茶业企业网上,赫现张在该公司参观及游黄山的一组相片。相中只见她一身白色运动服,戴变色眼镜和遮阳帽,挽 LV小手袋,在公司高层陪同下参观茶场,还坐游轮游览黄山脚下太平湖,在船上品茗论茶,只见张精神不错,笑容满面。
    该公司网站称,张蓓莉是 2010年 9月 22日,即中秋节期间到访该公司的。又称公司领导向温夫人详细介绍所產茶叶的品质特徵,她对產品「看得非常仔细」,品嚐后「更是讚赏有加」。该公司办公室员工昨接受本报电话查询称,有关相片「本来是不公开的,是(有关)网站自作主张把它们发了出去」。而公司董事长聂建强则以「太忙」為由,拒谈有关相片。
   
    从未携夫人外访
   
    此外,内地网上还找到一组上世纪 90年代初,张蓓莉在地质矿產部国家珠宝玉石產品检测检验中心任职时的相片,以及对张充溢讚美之词的文章,相片包括她骑单车出地矿部大门、以及与外国专家的合照等。资料显示,其时温家宝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
    温家宝任总理八年来,无论出访还是在京会见外宾、到各地视察,从未携夫人同行,连两人一齐合照的相片都从未公开过,外界猜测纷紜,北京政坛曾一度盛传两人「已经离婚」。
    海外有舆论曾认為,原因或与张蓓莉是中国珠宝界「大姐大」,与温平民总理的形象不相衬有关。但此刻张「忽然高调」,却引起外界关注。
     
    被指涉刘志军案
   
    据总部位於美国的明镜网早前引述中纪委人士称,今年 2月落马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涉中共极高层家属;并引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知情人指,与刘同案的山西女首富丁书苗,曾用 3,000多万元(人民币.下同)买下张蓓莉手上价值仅 100多万元的珠宝,由此打开温家大门,成為温家常客,通过此渠道,刘将不少高铁项目送给温的家属和亲信赚钱。
    报道指,丁书苗被抓后,曾向专案组爆出高价买通张蓓莉的事,令办案人员惊出一身冷汗,旋即向上滙报。而丁出事后,专案组即感到来自高层的压力。中共多位高层对丁案批示「彻查」,态度坚决,耐人寻味是,而温的批示是「慎重处理此事」。有分析人士认為,温日前突然携夫人亮相见客,或与此不无关系。

刘志军涉温家宝家族温家宏温云松温新宇 胡锦涛亲批调查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春运即将结束时突然被调查,引发外界强烈关注。虽然多年来网络上问责刘志军的呼吁,揭发刘志军的材料接连不断,关于刘志军要下台的消息也不绝于耳,但刘的突然倒台还是令很多人感到意外。消息人士称,对刘的调查是由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直接批示。
  刘志军通常被认为是江系人马。但一位铁道部的知情人称,刘的关系背景十分复杂。刘系农民出生,文化程度不高,在铁路基层工作时,领导见他写得一手好字,又能说会道,所以在上级下来视察时,安排他一起招待。如此有很多机会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被一步步提拔起来。
  1994年11月刘任铁道部党组成员、运输总调度长后,对江泽民等中共高层的专列服务极为上心,江每次乘专列出巡,刘都亲自调度和陪同。唯一不喜欢他的可能就是朱镕基。朱担任总理后,刘志军以铁道部副部长身份兼任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1997年1月-2000年4月),负责中国铁通的改制事宜,一度远离铁道部的核心业务。直到2002年9月,中共十六大前才被扶正,任铁道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这一任命是江泽民离任前安排的。
  十六大后胡温当政,刘仍然见人就拍。比如为了讨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太子党俞正声高兴,硬将原定的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从原来的沈阳-北京改为广州至武汉,为俞正声送上了不少于1000亿元的政绩大单。连俞正声刘都这样大手笔,他拿手中掌握的铁路建设资源向中共高层家属输送利益,就更不在话下了。
  2005年,刘志军的弟弟刘志祥案发后,刘志军深陷危机之中,随时处于被“双规”的状态。但正由于刘与中共很多高层的复杂关系,胡锦涛不好动他。加之上海社保案发,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卷入,胡及中共高层全力以赴对待陈案。胡担心再动刘志军,会进一步加深江泽民的误会,于是刘志军逃过一劫。
  江泽民没有保陈良宇,大出包括刘志军等中共高干的意外。刘明白,自己身上的所谓江系人马招牌的份量,远不如陈良宇。连陈都可以丢弃,说明为了十七大,江泽民这样的政治人物,已经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自己更是随时都可能被丢弃。更何况,江时代除了青藏线,铁路建设大投资不多,铁道不是大家看中的巨大利益所在。到了刘自己主管铁道部时,提出的高铁计划还没有正式获得高层认同,手里可以输送的利益有限,没有机会向江身边的人输送足以引起他们兴趣的利益。万一出事,江凭什么会保自己,刘心里根本没有底,他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靠山。
  中共“公共情妇案”的爆发,江系旧部,包括外交部长李肇星,国家安全部部长许永跃都接连下台,使刘更加胆寒。而温家宝的人马金人庆却在温的力保下也平安着陆。文化部长于幼军,在中纪委已查实相关问题的情况下,却因温家宝的力保而只受个留党查看的处分。
  两相相较之下,刘明白,十七大前,江虽权势很大,但不在乎像他这样的贩夫走卒,且毕竟已属昨日黄花,来日无多;而温家宝虽表面势弱,却内敛坚忍,韬光养晦,暗中正收罗人马,蓄力以待,以图未来,十七大后必成中国政坛一派。于是,刘开始想法设法向温靠近。
  真正搭救刘志军,使他得到温的赏识并暂时逃过大劫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的应对计划。这一计划将本来处于争议的中国高铁建设推向前端,中国高铁建设得以摆脱争议,跃上前台。众所周知,在内需不足的前提下,要想提振经济,就只有靠政府投资。而跨度12年,总投资5万亿的中国铁路建设计划,无疑成为温家宝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绝对主力。事实上,仅2009年,铁道部上报国务院的报批项目就高达1万亿。
  也正是这一时期,刘志军得到了温家宝的赏识。铁道部的巨大投资,不仅可以有效地配合温家宝应对危机的计划,使温有政绩可依,也成为依附在中共高层周围的各大利益集团竞相争夺的肥肉。据称,温家宝原本打算不让自己的亲属介入其中。无奈刘通过温周围人马向温夫人张蓓莉展开攻势,趁机将一些重要项目输送给张蓓莉,温家宝的弟弟温家宏,及侄子温新宇。就连温的儿子温云松的私募基金,也通过刘志军提前投入到与高铁建设有关的项目。
  管不住老婆及家人,也需要刘的铁路建设充当门面的温家宝,只好被刘志军用巨额的高铁资金所裹胁。何况铁道部是中央部委中唯一一个准军事管理的部门,掌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动脉,刘能率部投靠,对温的政治影响力也有巨大助益。得到温家宝信任的刘志军,终于长喘一口气。
  知情人称,刘之所以长喘一口气,有一个外界不太注意的原因。中纪委主要负责人也是温家宝的亲信。有了温家宝这个靠山,中纪委就不会轻易动他。何洪达被“双规”后,交待了许多刘志军涉嫌腐败的重大线索,都被中纪委有关部门压了下来,正是刘志军努力投靠新主的结果。
  2010年5月23日,沪昆铁路K859次客车脱线重特大事故发生,温家宝在相关文件上率先批下“下不为例”的批示,其实就是让刘志军得到了一个救命符。胡锦涛考虑到上海世博等因素,也随后批下“举一反三”的批示。比起2008年“4·28”胶济铁路列车脱轨事故,温家宝兴起问责,给予刘志军记过处分的往事,铁道部的人都看明白了:刘志军已经得到了温家宝的信任。刘志军多年的努力得到了更加具体的回报。
  但社会上越来越多对刘志军的揭发,还是让温家宝不堪其扰。尤其是山西女企业主丁书苗通过内部交易拿下高铁有关重大项目的事情,引起铁道部内部的强烈不满。相关揭发材料,指控丁书苗通过罗金保(原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北京铁路局临汾分局党委书记,已于今年1月被“双规”)行贿刘志军,不仅垄断中国高铁的声屏障项目,还成为中国唯一一家动车组轮对生产和维修基地。
  为保刘志军,温最后形成了一个解决方案:参照于幼军,来个留党查看。于幼军就是温家宝力保下来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名为解决,实为解套。在刘志军被“双规”之前,这个解决方案已经在坊间有所传闻。
  刘志军不知道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温家宝几次大谈政改,将自己打扮的过于清高、孤傲和无奈。有意无意之间,将不改革的罪过推向胡锦涛和其他中央高层,而且将国务院的人事竭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严重影响了胡锦涛的十八大权力安排,逼迫退无可退的胡锦涛开始反击。 
  人民日报发表郑青原的文章,就是胡在争取其他政治局常委意见之后,发动的反击攻势。温在蛰伏一段时间后,又开始借助“访民秀”来树立形象,意图争取十八大的话语权,使胡更为不满。中共当前的政治,一切以十八大为核心,所谓“悠悠万事 以此为大”。所以春节刚过,胡锦涛就亲自批示,“双规”刘志军。
  至于胡锦涛批示调查刘志军,温家宝此前是否知道,知情人说,这个尚不清楚。也许温家宝知道,但自身已处于是非漩涡,且家属深陷其中,温已失去说话的主动权。温过于刻意树立自己的形象,结果树敌太多,一定程度上已经伤害了中共的整体利益,导致原本因各种不同原因反对他的人团结起来,反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若救刘志军,有些投鼠岂器。
  其二,刘志军与金人庆、于幼军在温家宝心目中的位置并不相同。后二者完全是温引为亲信的人物。而刘是半道投诚,且身陷非议,投诚救自己的意图很明显。而且温也知道刘不光是江泽民、胡锦涛,凡是常委一级的人物,不管是在任还是退下去的,他都大输利益。坊间都知道,温很在意家族利益,刘拿着国务院的批示,慷国务院之慨为自己邀买人心,广留后路的做法。政治上,往往是投靠的主子多了,反而没有了真主子。一旦出事,假主子是不保你的。反正拿刘志军好处的常委,又不止温家宝一个。这个原因,也可能导致温不愿意出全力施救。
  再有,事发突然,温可能并不完全知情。面对十八大的布局,原来温系人马看到风向不对,有的暗中已向其他中央高层投靠。这样,温在中纪委的人马,也不敢轻易向温通信,也一定程度上导致温对调查刘志军具体情况的不了解,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误判和失控。
  知情人称,此次“双规”刘志军,中纪委一反以前默不做声的做法,而是在第一时间就高调对外宣布消息,有明显的尽快处理成既成事实,使有关方面不好补救的意图。刘志军机关算尽太聪明,只记着拍中共高层的马屁,反而忘了,其实中纪委才是像他这样的问题官员的真正主子。

薄熙十八大能否进入政治局常委会?

习近平低调沉稳,薄熙来大张旗鼓,十八大交班几人能胜出如愿入常?

《金融时报》近期在「谁将是中共下一代领导群」报导分析明年十八大权力交班。下任领导群或许已经圈定,但由于新政治权贵要在中南海的政治深闺待上5年,一定要避免卷入争议性话题。因此,如果不想权力上升,毁灭自己仕途的最简便方法,就是畅所欲言或大胆建言。综观中共明日之星,多数备位政要确实保持低调,但也有人反其道而行。
薄熙来无疑是十八大前最富争议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其「唱红打黑」和温家宝的「政治体制改革」已造成极富争议且敏感的政治话题。年近70准备交棒的温总理孤掌难鸣讲政改,其心境可能如赵紫阳所说:「我老了,无所谓了。」问题是薄为何要大张旗鼓?
香港分析家认为,薄熙来代表想从左的方面寻找出路的回潮左派。「薄扶植的唱红集歌舞、故事、箴言、毛泽东话语于一身,呈现的是覆盖一切的强人意志。」
薄说别人想太多了,他不会理会别人「说三道四」、「碎言碎语」。或许重庆农村人口占7成才让这位红二代搞这套。
但薄爱唱红或许有乃父之风,在1985年特区论战时,薄一波在整党会议上抨击金钱至上和崇洋思想。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长杜导正认为,唱红歌要一分为二,对违背民主、为教条主义服务的「红歌」必须反对。
若论「颜色论」,老邓的黑猫白猫论是唯生产力论,政治格局是着眼于不搞争论的实用主义。相对的,做为第五代接班人的习近平(专题) 为人低调沉稳、富于人情味,个性自然、随和。《金融时报》说,习有长辈作风,善于也乐于经营重要政治人脉。他的西方政界友人形容习说:他欣然自得 (comfortable in his own skin)。《金融时报》透露,这可能和习早年着迷佛教神秘思想及佛门武术有关。
至于下任总理热门接班人李克强,他和习近平(专题)的出身及个性少有相像处。李克强只是「热门」总理人选,但是,李光耀在2009年告诉美国官员:副总理王岐山也可能接任总理,他是特殊人才(exceptional talent)。因此,十八大前的中南海政治舞台谁能胜出?充满戏剧性及悬疑性。

2011-6-07

中国政府强制民众安装新的互联网监控过滤软件

中国的网吧以及提供上网服务的书店和饭店,将成为中国官方实行网路控制的替罪羊,因为中国当局强迫所有的公共上网场所必须安装当局推出的最新过滤软件,而且安装费用由网吧业主负担。
据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中国当局勒令所有网吧业主安装的过滤软件,能够把每个网民的注册号码以及所浏览的网址,直接传输到公安局,从而便于警方监视网民及控制网路信息。
据报道,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网吧业主都已接到公安局要求安装新过滤软件的通知。而安装这种过件费用及其昂贵,根据网吧规模,费用在2万元至6万元人民币之间,令业主苦不堪言。
有些网吧业主表示,当局的做法是不合理的。既然是公安局要求安装,为什么要网吧业主付钱?但是他们抗不过当局的蛮横指令。拒绝安装者,将受到最低罚款5000元的惩罚。有些业主因此被迫放弃提供上网服务。

2011年 7月 29日

中国政府监控无线上网引发民众反感

香港明报报导,北京市一些提供免费无线上网(Wi-Fi)服务的酒吧、咖啡屋等,最近被公安局要求花费人民币数万元安装监控软件;有北京市民就此表示,这比网路监控软体「绿坝」还噁心。
报导说,安装上述监控Wi-Fi软体后,顾客需出示身分证进行登记后才能使用Wi-Fi网路。而未经证实的消息说,这种做法可能将在全大陆推广。
报导指出,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在6月份发出这份管控Wi-Fi的「通知」,1家咖啡书店的负责人透露,「通知」要求区内非网咖类上网场所,都必须安装这种监控软体,否则不能提供Wi-Fi服务。这个软体的名称是「非经营网络安全审计系统」,分为人民币2万、3万、4万元3种价格,安装后可同时监控近百名顾客,顾客的浏览纪录也将被保存60天。「通知」称,不安装的商家将被罚款1.5万元,严重者还会被「钉牌」(吊销执照)。

2011年7月28日星期四

薄熙来十八大入常危机重重

姜维平:薄熙来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政治危机
如今薄熙来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政治危机,胡锦涛,温家宝和李克强“三驾马车”直奔地向前驶去,虽有老态龙钟的江泽民拖后腿,但也难以挽回太子党的败局,他知道随着夏德仁的调离,唐军新任大连市委书记,温家宝的辽宁之行,他被中共以贪腐之名抛弃在历史的路边的时候逼近了,所以,必须嘴出惊人之语,顺应社情民意,搞出一点新花样,才能抓住救命的稻草。
薄熙来深知藉助钟馗打鬼的重要性,先是用尽用绝了毛泽东,让红歌唱哑了丧母长者的嗓子,唤醒了年轻的植物人,洗涤了罪犯的心灵,但一阵群发的“红色短信”,却把张春江送进了监狱,这令他不寒而栗,特别是唱红“逼宫”失败之后,碰得头破血流,不得不又换一招,把邓小平抬了出来,但他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民选的领导人,他怎么能公平地给人民分蛋糕?三十年前邓小平没分好蛋糕,因为他没有制度变革的勇气,如今,薄熙来想偷梁换柱,不动制度大厦,把自身标榜成公平分蛋糕的人,谁能相信他胜过邓小平?试问:薄熙来为什么不在重庆党报上公布个人财产,为什么不把薄瓜瓜从美国召回与农民“三同”?为什么不早年就限制谷律师干预大连司法?为什么不把留在大连的上千万的房产,分给重庆和大连老百姓?
薄熙来说,当前,共同富裕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万众关注、众目睽睽。可以说,上有中央明令,下有百姓渴望;前有领袖的预言,后有“两极分化”的风险;而我们既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又有不进则退、不治则乱的压力。绝不能只是少数人百万、千万地发家暴富,而工农大众却没份儿!……所以,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打好这个攻坚战!
可是,薄熙来真的会杀富济贫吗?我们不听空话,只看行动和事实,从近期流亡海外的亿万富豪李俊的遭遇看,他把民营企业的财产抢夺之后,并未分配给穷人,而是给了成都军区,满足了张海洋的要求,也中饱了某些人贪婪的私囊,由李俊出具的证据显示,不是李俊没有信守合同,而是成都军区有关方面违约,即便双方有合同纠纷,也应当诉诸于法院,但薄熙来胆大包天地把民事案件变成了刑事案件,以抓人施压的卑劣手法,达到了疯狂侵占4000多万元的目的,其用意是取悦于张海洋,再让张等军界要人给胡锦涛施压,使其挤进中南海的核心领导层,试问:这是为了缩小贫富差别吗?这是杀富济贫吗?这是为了共同富裕吗?原来他是在愚弄百姓,强奸民意,暗渡陈仓,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
无怪乎有一位慧眼识金的网友在“多维网”留言说,道德高地?薄熙来抛弃前妻,还未办离婚就跟谷开来怀上了薄瓜瓜,婚外情,破坏军婚,这叫道德高地?唱了红,唱红就占领了道德高地?……这薄熙来唱红的背后是什么名堂,现在一步步在深入表演着!

姜维平 2011年7月26日于多伦多梅西学院。

美任命骆家辉为驻华大使

星期三美国会参院一致确认了前商务部长骆家辉为下一任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任命,使他成为担任此职的首位美籍华裔。骆家辉在参院确认听证会上受到参议员相当友善的对待。其确认过程没有以唱名而是口头通过的快速形式。
华盛顿邮报说,骆家辉抵达北京的时机正值美中关系处于十分微妙阶段。两国在经历了一个紧张阶段后仅在最近恢复了军事交往;中国在美国去年向台湾出售武器以及奥巴马总统会见了达赖喇嘛之后中断与五角大楼的大部分联系。
美国市场观察报称此任命为一次有利于美国企业的派驻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外交任命。该报认为骆家辉任命获确认的时机正值去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企业常常抱怨被中国市场排挤在外,或被迫以提供技术分享获取市场准入,但是与此同时许多大型企业在这一快速成长经济体内的销售也在增长。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骆家辉指出,他将不会让销售前景超越其它美国关注的问题,警告中国 已经从其对外国企业更友好的承诺上倒退。
今年5月,骆家辉在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上表示,他将在市场和法制改革方面对中国施压。他表示这符合中国自己的最佳利益。他还表明了对中国侵犯人权的关注,注意到中国最近对记者、活跃人士和律师的打压。
2011年 7月 28日

2011年7月27日星期三

贵州安顺城管打死小贩引发民众骚乱

贵州安顺市一名小贩星期二(7月26日)在与城管进行争执和肢体冲突后死亡,引发民众骚乱。互联网上有关文章称,这名水果摊贩是残疾人,是被城管掐死的。《云南信息报》网站报道引一名自称目击了事件的“宋先生”说,“两名身着城市综合执法制服的男子正与一名断腿摊贩抓扯,摊贩抄起手中的拐杖,攻击两名城管队员,随后,两人试图控制对方,一名队员双手卡住摊贩颈部,在一番挣扎后,双方松手,而摊贩则倒地不起。”事件发生后,有在场民众拨打了急救电话,但救护车到现场后确认这名小贩已经死亡。
香港《明报》报道说,愤怒的民众将城管所乘的白色小货车拦住,砸烂其挡风玻璃并将其掀翻并砸变形。报道说,警察、特警和消防人员随后到现场,并开动高压水龙试图驱散民众。
城管与小贩的冲突发生在下午1时45分左右,随后的警民对峙持续数个小时。
傍晚6时许,死者家属和同村的村民还同试图带走小贩遗体的警察再度发生争执。
有内地媒体记者报道说,晚上9时许看到现场有“上千名武警、特警、警察组成的人墙排在马路两侧。数千名群众聚集在400米长的道路两边,不愿散去”。
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有关报道仅提到安顺“发生一起因一小摊贩死亡引发的群众聚集围观事件”。
新华社报道称:“安顺市有关人士介绍,7月26日13时43分左右,一摊贩在西秀区南华路小商品市场门口死亡。事件发生前,西秀区城管在该路段开展过工作,有人质疑城管人员与这名摊贩死亡有关,引发群众聚集围观。”
报道说,安顺市以及贵州省官员已经要求有关部门“迅速查清事实,严格依法处理”。
中国城管粗暴执法导致死亡和受伤事件屡被曝光,并多次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导火索。但中国当局对城管工作方式和作风的整顿效果却似乎并不显著。

2011年7月27日

温家宝下令迅速彻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

中国总理温家宝下令,对上周六浙江温州附近发生的动车追尾事故进行迅速、公开和透明的调查。
中国公众对这场导致39人死亡的重大铁路事故很愤怒,许多网民说,当局对事故的处理使他们感到极不满意。
温家宝星期三(2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事故遇难者表示哀悼的同时,要求严肃认真调查事故原因,依法追究责任。
温家宝说,了解导致事故的真正原因及判断谁应该对事故负责任非常重要。
会议还强调调查处理工作要公开、透明,调查结果要向社会公布,给人民群众一个真诚负责任的交代。
此前有媒体报道,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会晤日本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时也表示,要彻底查明导致此次事故的深层次原因。
上周六夜间,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动车受雷击后失去动力停车,被从北京开往福州的D301次动车在温州瓯江大桥追尾相撞。

2011年7月27日

中国政府深化网络监控 互联网审查加强

中国政府实施网络监控变本加厉,就连所有提供免费无线上网服务的酒吧、咖啡店、书店、饭店和酒店等场所也被要求必须安装价格两万多元人民币的网络监控软件,违反规定的业主将面临被近一万五千元人民币的罚款和吊销营业执照被吊销的惩罚。
正当中国社会的整个焦点都集中在高速列车造成人祸之际,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二发自北京的一则报道却将焦点集中在已经在首都北京开始实施的这一更加严厉的网络监控问题之上。在北京办有 “后改革思想网“的律师陈永苗先生表示, 政府这样做还是所谓“维稳”
思想的进一步体现‘ 力求做到监控网“恢恢, 疏而不漏”:
“它只是对过去的那种所谓对个人的监控,对网吧监控的一个逻辑的联想。它不想在它的监控范围里面有一个侵害的成分。它管不着的一个死角。”
一位在北京开设咖啡馆的业主对《纽约时报》记者表示,“从一个老百姓的观点来看,这个政策很不公平,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监控信息的传播。”那政府这种监控信息传播的手段是否有效?曾被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为“中国民间记者第一人”、在海内外颇有知名度的中国网络活跃人士周曙光表示,“对监控上网者的信息是有效的:
“假如说他们发现广西某个地方发来一条贴。这个帖影响了某些人的利益,然后就可以透过他们这套系统抓到当时、当地那边的IP和那个人的身份信息,最终追踪到人。”
虽然中国有关政府部门对外表示, 监控咖啡馆等地方的无线上网是为了了消除“互联网管理”上的一个漏洞, 打击有人利用互联网犯罪传播负面新闻和电脑病毒;但是,北京律师刘晓原认为, 政府这样做“显然会侵犯到公民的隐私权”:
“因为上网的话并不一定是在网上对社会舆论、对社会事件或者对时政发表舆论的话,有些人还谈一些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你如果非要人来监督公道的话,就很容易对网吧、对酒吧或者对小酒店管理部人员很容易闹到泄密或者其他的监控部门。”
2009年7月1日,中国政府2009年中旬曾经一度要求在中国每一部电脑上加装名为绿坝的网络过滤软件,结果众多人的强烈迫使中国政府最终放弃了绿坝网络过滤软件。那这次的网络监控新举措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周曙光为此表示:
“这个是经济上面受到影响、商业活动受到影响的同时让更多的民众对这套政府的审查制度和政府的不透明的行政管理制度产生质疑和抵抗情绪。”
《纽约时报》星期二的报道说,北京有家咖啡店的业主表示,因为没有了不受监控的无线网络服务,生意已经掉了三成;另一位开办书店老板说,她宁可不再为顾客提供免费上网而使生意损失也不想安装监控软件,成为政府的帮凶,向政府公开客人的身份。《纽约时报》的报道也说,迄今还不清楚这一网络监控新措施是否仅仅局限于已经实行的北京市区地带。

2011-07-27

贵州安顺数千民众被武警镇压 抗议政府暴行

“打死这帮城管杂种!”7月26日下午,贵州安顺市一残疾水果小贩被城管人员当场打死在大街上,激起了数千人抗议,城管的执法车被掀翻。随后出动的武装警察用高压水枪冲散人群,并向人群施放催泪瓦斯,同时枪声不断,多人躺在血泊中,也有许多人被打伤。当天晚上,更多民众聚集在一起,抗议政府的暴力行为。
市民胡先生:7月26日下午,他听说城管打死一个卖水果的残疾小贩,看见安顺南华路小商品市场外有许多围观人群,愤怒的群众已把城管执法车掀翻,挡风玻璃被打碎。警察来现场维持秩序,群众把警察和城管团团围住,戴着头盔拿着盾牌和警棍的防暴警察也来了,消防车和各种警车也开到现场。
胡先生说,现场群众高呼“打死这帮城管杂种!”,“严惩杀人凶手”。警察用高压水枪向群众喷水,街面上一片混乱,有许多人被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殴打,警方还使用了催泪瓦斯,同时不断有枪响声,人群都退到人行道上时,他们看见街上已躺下几个人在流血,不知是死是活,也没有人去抢救,有群众高呼:“警察杀死人了!”
市民王女士表示,昨天下午接近2点钟的时候,城管人员在西秀区南华路小商品市场追抢小贩的东西,死者是一个只有一条腿的残疾老人,当时推着水果推车没跑开,被城管抓住,砸烂水果推车,同时几个城管人员围殴残疾老人,还有一名女城管也参与殴打,残疾老人被打倒在街上,城管未进行及时救助,120救护车来后,经诊断残疾老人已经死亡。
王女士说,警察像疯了一样见人就打,好多人都被打出血,政府的行为很恐怖,晚上聚集的群众更多数千人民众,整条街的两边人行道上都挤满了人,各种警察在街边排成人墙,晚上9点钟过将死者和和被砸的汽车拉走了。
有知情人在网上发贴表示,下午5点多,当地武警支队和防爆队到了以后,警察又对聚集人群殴打,其中动用相关的防暴器材,包括高压水枪。一个大概才15岁的男孩被警棍一棒打在头上,当时吐血不止,头上也出现严重血流,现场很多群众被打的满脸是血,另外在人行道上的一些无关的路人因躲避不及,也被打得满脸是血,情况相当严重。
记者接通安顺市公安局电话,对方回答:昨天下午发生的事件,官方网站已有所公布,今后还将继续公布调查处理结果,其它问题不便回答。记者又接通了安顺城市管理局电话,对方听说是记者,把电话挂断了,再拨始终没人接。

【2011年07月27日】(唐明)

中宣部下令禁止提及公民社会字眼

李长春所管中宣部阉割民众思想  推行愚民政策 制造文字狱

“公民社会”这一用语,十多年来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常见。最近,李长春负责的中宣部向中国大陆媒体下发通知,禁止在报导中提及“公民社会”的说法,也不能炒作有关的概念。通知要求,遇到公民社会的地方替换为「公共社会」。学者认为“公民社会”说法不伦不类,说明中共对中国出现脱离当局和政权的公民社会,感到担忧。
南方日报系列的媒体,收到来自共产党中宣部的通知,禁止在报导和文章中使用和「炒作」公民社会的概念。全中国各地的媒体,也都接到了类似的通知。在压力之下,中国媒体不得不以“公共社会”来取代公民社会。
《21世纪经济报导》在1月1号发表社论,题为“追寻繁荣复兴,建设公共社会”,但其中写道,“假如公共社会无法建立,无法为社会矛盾提供释放和纾解的空间,个人诉求也无法汇集为一种公共认同,只能转向市场认同的手段,这样更容易形成利益导向,滚雪球似地加重了利益群体的议价能力,甚至走向冲突。”
有媒体的评论指出,标题的公共社会应是公民社会,因为中宣部阉割导致,中宣部是文字狱的最大制造者。
美国著名华文杂志主编胡平:“我感到第一它对公民社会的‘公民’两个字感到很敏感。因为这两个字会让人唤起权力的意识。另外它显然还是着眼于防止像中国能出现什么团结工会这一类的独立的组织,这一组织它起了一个瓦解专制的作用。所以禁止人家用这个词。”
公民社会这一概念在西方有很长的历史,自八十年代之后,公民社会在东欧等国家兴起,他们通过改变社会的方式来改变政权,而不是通过改变政权来改变社会。
贵州自由学者曾宁接受采访时表示,与“公民社会”相反的就只能是“非公民社会”。他认为反对人类普遍发展的公民社会,本身就是没落和病态的。
曾宁并认为,有些人真正害怕的,是中国人有一天真正的站立起来,成为了真正有公众意识,有公德的公民,如此一来执政者要想继续维持统治和专制就非常困难了。

赖昌星背后江泽民朱镕基贾庆林三巨头暗战

赖昌星访谈录 还原远华案真相

二OO一年二月二十四号是个星期六。上午十点差十分,我乘坐出租车从租住的酒店,来到位于温哥华市中心,靠近中国城的温哥华男子监狱。
进门处,已经有两个人在等候,应该也是来探监的。我向接待处说明来意,按规定登记好了姓名、职业,和被访人姓名。十点五分的样子,可以准许探监的人进去了,几个人把身上带的各样东西都存放在监狱提供的储藏箱里,然后鱼贯而入。我因为是来采访的,所以需要带着工作用的工具,微型磁碟录音机、话筒、笔记本、相机等。狱方对我的检查很客气,也很松。
狱警带领大家进入第一道门,再用监测棒在每个人身上划拉了一遍,然后才进入第二道门,前一道门在大家身后“匡当”一声关上了,再等着进下一道门。身后“匡当”的那一声巨响,让人真实地感受到是在监狱里。这也许是来自电影的影响吧。
狱警把我带到一个小会客室,让我等一下。我询问在给赖昌星照相时,有没有什么规定?狱警立即向上边请示,告诉我,只可以在会客室里边拍照,不能照到监狱里的任何设施。我坐下来拿出录音设备,做准备工作。会客室其实是半间房子,非常狭小,只有两米长、一米宽。因为这样的会客室中间是一面大玻璃,玻璃对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另一半,探视的客人和被探视人是分别在会客室的两边用电话通话的。因为我的采访要录音,所以狱方安排我们使用会客室的同一边。
赖昌星穿着红色的囚衣,笑呵呵地从身后的一道门里走出来,由一个大个子狱警陪同。我想,他的个子大概还没有我高吧?(后来我在他家里和他比过一次,我们一样高,都是一米六二)。我站起来和他打招呼,他也十分友好地和我打招呼,之后坐下来说:“我昨天晚上想了很久,都睡不着,今天好跟你谈。”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温哥华的这所监狱采访他,我想,他也许希望我来跟他谈谈。这个曾经叱诧风云的人,这个非常健谈、非常好动、非常爱交朋友的人,对于狱中的生活一定感到太寂寞了。
二月二日,在这同一所监狱中,当我对他做第一次采访时,我曾想:远华案背后一定有一些更加精彩的故事。
这次一开始,赖昌星就指着手里的几份判决书说:太冤枉了,太冤枉了。这些人当中有的我都不认识,为“远华案”死,不冤枉吗? 赖昌星拿着的,是刚刚在前一天被中共政府执行死刑的几个人的判决书。
在温哥华市中心的这所监狱里的一间狭小的会客室里,赖昌星回忆着两年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即将面对的难民聆讯,时而兴致勃勃,时而忧心重重。 就在前一天,也就是二月二十三日,中国处决了七名因“远华走私案”被判死刑的案犯。

“中国厦门远华走私案”,被称为是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第一大走私案”。据报导,“远华案”涉案走私漏税金额达八百三十亿元人民币。被撤职、查办、逮捕、判刑的涉案官员近千人,其中有省、部级干部多人。因此案被判死刑的人,已有二十余人。而“远华案”专案组的办案人员,前后约有三千余人。
从多伦多赴温哥华采访前,赖昌星从温哥华的监狱里打电话给我,说到激动处,他在电话里大声喊:“远华案”是冤案,是一起特大冤案,是中国权力斗争的代罪羔羊。
有关“远华案”,外界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而中国官方对此的报导,除了审判结论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消息。于是,我们的谈话就从传说开始。

问:最近有个说法,说中央要尽快结束“远华案”?
赖:这已经好几次了,不是第一次。当时江泽民也下过一张文,意思就是要尽快结案。
我怎么知道的呢?四二O专案组(专门查处“远华案”的专案组,因罗干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批示而得名)有个组长,也是个腐败的干部,他跟一个香港人有生意做的。他那时就把这个底,单独告诉了香港我的那个朋友,那个人就传话过来说:已经下了文件,事情不能超过二000年二月份,二月份之前就要结束什么什么的。我也一直认为这个事很快就会完的,我本来是想出来躲几个月。
问:为什么结不了案呢?
赖:他们是几个派在斗嘛。现在江泽民绝对是不想搞这个事的,他的手下都告诉我了。他们说:老板很烦,要早点结束,不然对外影响不好。“四二O”专案组的组长何勇是怀疑现在的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和我有事。应该是上边有人要他这样搞的。其实这里边主要是朱镕基对江泽民有意见,再说,打走私是他搞出来的。这个我要慢慢给你讲。
问:你说,你常常带人到北京的钓鱼台、中南海,你怎么做得到呢?
赖:我有一部车挂的是甲O一、二二OO的牌。我这部车的事讲出去就会有人找麻烦了。
问:你这部车车牌的事,专案组恐怕早已经知道了吧?
赖:他们不可能知道这车是我的。
问:怎么会呢?这么久了。
赖:不应该知道,或者我再去找人了解一下。
问:你都带些什么人到那些地方去?
赖:我有时有一些香港的客人来大陆和我做生意嘛,我就请他们到钓鱼台去了,或者到大会堂去请他们客喽。我跟那边的人都很熟了,我要请客就打电话先订。这些地方当然都是一般人进不去的,有时客人来,我就领他们到中南海走走,因为我的车牌是中南海的,那边的人都认识。还有,就是一些朋友的太太到北京来了,我就带她们进去这些地方。这些地方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的。
问:你的车牌是怎么办的?
赖:是王汉斌(中国人大常委会前任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和他老婆彭佩云(中国人大常委会现任副委员长)都是这种车牌嘛。有时我在北京时车不够用就打电话,要谁的车来,谁的车就来。
间:那么车是你的还是王汉斌的?
赖:车是我的,牌是王汉斌借我的,如果这事说出去,他们就会找这部车。我有两部车在北京那边,一部挂北京市公安局的牌x九号,一部就是甲O、二二00的。
问:现在这部车在哪里?
赖:还在我的手里,当时我在时就给我用,我不在时就他用。这种车牌要够级别才有的,在北京不管哪里只要见到这种车牌就放行,不管谁坐。
间:听说你的司机有军方背景?
赖:对,孔克凡是部队的人,通常由部队的人给我开车,我一到北京,王汉斌就叫他的司机给我开车。
问:王汉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赖:王汉斌现在瘦很多,但现在没人敢找他,因为他和江泽民的关系很好,王汉斌是邓小平的死党,跟邓小平一起打桥牌,跟邓跟了一、二十年,资格老,没有人敢动他。当时江泽民在上海当书记,到北京要见邓小平也要通过王汉斌没有王汉斌见不到邓小平的,所以江泽民对王汉斌一直很客气。平时就算是有事要汇报,王汉斌如果打电话给江泽民说:我过去,我有事和你谈谈。江泽民就要说:我过来,你不用跑路了。就是那么客气的。乔石是委员长,王汉斌是副委员长,开会时王汉斌都敢顶他,他对乔石说:你懂就懂,不懂就不要装懂。王汉斌是福建人,是我老乡。
问:你和王汉斌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赖:我也想不起来了,因为其实很多关系我都不会留意的。再说他毕竟是家乡人嘛,平时也爱说几句家乡话。我自己的生意一直做得很好,见到些什么人我也不会很高兴。但有时一互相交谈,人家会觉得我好,我也觉得他这个人随便,不用客气的,然后就是经常来往了。
问:王汉斌这个人怎么样,“远华案”是否牵涉到他?
赖:王老这个人很亲切的,我觉得很好的,他们家都很穷的。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没有金钱上的往来。王老的脾气也不好,他们两公婆加起来比江泽民的官还大,彭佩云是国务委员,王汉斌是政治局委员,加起来还不大嘛?王汉斌是我老乡,他人真的是很好的,我也不会给他找麻烦的。
问,迟浩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你觉得算熟吗?
赖:我觉得不算熟。
问:什么样的关系?
赖:是这样的,我跟迟浩田的秘书熟,“天泉山庄”就是迟浩田写的,原字还挂在红楼我的办公室里面嘛。
问:算是题词?
赖:也不是我求他写的,因为我对字不感兴趣。
问:“天泉”是红楼的名字吗?
赖:红楼没有名字,“天泉”是迟浩田给我在厦门海滨别墅题的字。一百多楝,是盖好了用来卖的。
间:既然你跟迟浩田没有什么交情,那他为什么会给你题词呢?
赖:他原来的一个手下叫梁楝(涉案,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在厦门对外供应总公司作总经理。我也跟他到迟浩田家里去过,那天他不在家,我没有等,就先走了。梁楝跟他关系很好的。梁楝就找他,叫他给写几个字。我在海边盖的那些别墅很好看的,依山靠水,旁边一块大青石,字就刻在青石上。迟浩田后来通过他的秘书小x跟我说,他要在江苏修建一个什么战争纪念碑,需要五十万。说叫我捐个五十万,我就捐了五十万给他喽。
问:你自己认为你和谁的关系最过硬?
赖:都还可以,都还可以喽。有一张以前的照片,本来挂在我红楼的办公室里的,七个人,刘华清(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现任中国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铁映(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王汉斌、阿沛•阿旺晋美(中国人大副委员长)、刘江(原农业部部长)等等,在钓鱼台照的,挂在办公室,如果可以找到人,就可以找着那张照片。我要出来就可以找到。我一出来,这些人肯定与我联系,如果我不死,他们就会转变。我现在才四十几岁,说不定过几年我又做起来,有可能的。当时他们很多事都是靠我的,当时“远华”的牌子很红的,过了厦门桥,很多人都讲我们是厦门远华公司的,别人就不会动他。其实那都不是我公司的。
问:在北京期间你和谁比较熟,来往比较多?
赖:在北京我和很多人熟,我到哪里都可以的。有时赶上开常委会,如果刚好我那天没什么事,就过去走走,看看常委平时什么样子喽。有时朋友想坐江泽民的车转一转,我就叫江泽民的司机把车开出来。毛泽东的房子不是不对外,不让人进去嘛,那我们也可以进去,看看、转转喽。
间:你和江泽民本人有什么接触吗?
赖:没有。我如果有话就通过人跟他说。通过秘书跟他说。
问:你跟他的秘书很熟吗?他有几个秘书?
赖:五个。我熟悉三个。一个贾庭安(江泽民办公室主任),是替他搞文件的。一个小A,年轻的,长得很帅,是警卫。另外还有一个小B,是看家的。这三个我都很熟。不然当初我怎么知道他们要动李纪周了。我跟李纪周说,他都不相信。别人听不到的,我能听到。这里小B跟江泽民很久了。江泽民在上海当书记时,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每个人在北京都有一个司机,他们到北京开会时才用这个司机。小B是在北京机动,江泽民到北京时,都是小B陪他,给他当司机。八九年那一年,邓小平叫江泽民到北京去,江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事,还有点紧张。他是坐专机到北京的,“六四”时很紧张嘛。他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当时,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派小B到机场接他,江泽民看到是小B接他,就放心了。到了北京他才知道,他要当第一把手了。
局长后来对江泽民说,要给他安排一个好司机。江泽民说:不用再安排了,我就要小B。因为他知道,如果是局长安排的司机,一定跟局长关系很好,不可靠,等于是局长的线人。小B当时是机动的,还没有完全是局长的人,还可以靠过来。
问:江泽民挺鬼的。
赖:江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么。这样小B就跟他了。上一次要换届的时候,有一次他问小B:“你想不想走?”小B说:“你是不是不想用我了?”江说:“不是,我是怕耽误了你的前途。如果你想走,我就安排一个副市级的干部位子给你。”小B说:“只要你愿意用我一天,我就愿意跟你。”江泽民就说:“那好吧,就这样。”当时江泽民的老婆王冶坪的妈妈,也就是江的丈母娘,九十几岁了,这才死了两、三年么,一直都是小B照顾。家里不管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交给小B去管的,包括私事,出去买东西什么的。
一九九六年,有件事,当时是在台湾选举前,两边情况挺紧张的。台湾那边也是一直在说江泽民什么什么的。我当时生意做得很好,许甘露(原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局长)给我出了一个点子,叫我给军委捐点钱。他是出于好心,我自己想不到。我就跟小B说跟他说了半个多小时。我说,我出个两百万,这是我的一点好心。小B就回去和江泽民讲,江泽民跟小B说:不用了。他叫我留着钱好好做生意,还说谢谢我。他本来也知道我是小B的好朋友。我想,他知道有我这个人就行了。
问:后来和小B的交往怎么样?
赖:后来几年我经常去他家的。
问:经常去小B家吗?
赖:就是江泽民家,我就经常去江泽民家了。他的家在中南海里,是一个大房子,很大。他住一边,警卫和秘书什么的住另一边。一般他都在中南海住。有一段时间,他家里在装修,就在钓鱼台住了一段时间。好像九七、九八都在钓鱼台住。他不在的时候,小B在,我随时都可以进去。他在我也可以进,但不是直接进。
问:你都从他那里知道些什么事?
赖:江泽民的事秘书当然什么都要知道喽。贾庭安是他的大秘书嘛,我经常和他聊聊喽。那一年邓小平不是在生病吗,七个常委要去看他,但是又怕让记者知道。记者一直在追踪邓小平的消息,他们不敢让外边知道邓小平要死了,很紧张。所以,几个常委有的坐大巴,有的坐公车,化妆从中南海出去,这些警卫都知道,都是他们告诉我的。当时那一天我也在北京。邓小平有个警卫是个正军级的,那个警卫也跟我很好,邓小平那边我当时都经常进去的。很多人的秘书都是跟我很好的。朱镕基的秘书也是跟我很好的。
问:朱镕基的哪个秘书跟你熟?
赖:朱镕基我知道有两个秘书,他们都跟我不错的。一个大秘书李伟,机要秘书。一个小秘书小C,是警卫秘书和生活秘书。我想知道的文件,只要我问,他们就给我查。我到中南海的时候,李伟也会出来陪我坐坐,如果有的事情我从李伟那里拿不到,小C就会帮我查。他当班的时候我去找他,说看一看文件什么的,他什么都帮我查。
问:你希望从朱镕基的秘书那里得到什么呢?
赖: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他要有什么讲话喽,有什么计划、政策要上,要有什么动作喽,有的讲话在经济上可能有什么影响,会影响股票的,我就先知道了。这些消息有时很重要的嘛。
问:看来你可以比别人先掌握中国的经济动向。
赖:这就要看你这个人有没有这个头脑喽。
问:你跟江泽民的这两个秘书聊天的时候,他们有没有透露过江泽民自己是不是真的想退,还是不想退?
赖:我现在是没有去打听了,但只要问他们就会告诉我,他们绝对相信我。我现在还在打听他的事。我想叫人拿一份《亚洲周刊》交给他们老板看看的。
问:你想让江泽民看到《亚洲周刊》?
赖:对,你上次检采访过之后,《亚洲周刊》的记者就来了,他可以找我他写了报导,还可以,只有一两个地方错。我想让中央的人看到。我现在还有一个朋友常跟我联系,是住在北京的,还有胡锦涛的秘书,还有另外几个人可以联系。我只要找人约他们,他们就会出来。我要问什么,他们也会告诉我这个朋友。小B说:老板对这件事也不喜欢他们这样搞,想要早点结束,不然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好。江老板是有这句话的。
问:那是谁非要搞下去?!
赖:那就是何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四二O专案组组长)想出名喽。
问:但是下面再想出名,上面不想搞,这个问题也搞不下去。
赖:按照大老板的意思,早就想结案了,可一直结不了。当然,上边也有上边的想法喽。我看主要是朱镕基对江泽民有意见。还有,打击走私是他搞出来的,当然要有点成绩。
问:所以他是想搞到底的?
赖:因为只有搞出事情来才有效果嘛,搞出了个什么、什么大走私案,这是他立功的成绩呀。
问:可是朱镕基表示要退呀?他要那些成绩还有什么用呢?
赖:他不能放手,一个是贾庆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福建省委书记、现任北京市市委书记)的事,因为贾是江泽民的人,他怕贾庆林接他的班吧。假如贾庆林不是江泽民的人,朱镕基就不必要这样搞了。我看朱镕基是想把贾庆林搞出来事情后,好用他自己的人接他的班。这些事要听他们常务委员会怎么开,我不可能打听不到的。
问:你跟中国第二号人物李鹏的关系怎么样,你跟李鹏熟悉吗?
赖:我跟李鹏没有什么来往的,我不是太喜欢他这样的人。
问:什么意思?
赖:他是有自己的想法了,但是,他看到朱镕基在搞,他就先不说话。
问:李鹏跟“远华案”有什么关系呢?
赖:当初江泽民把“北京帮”的陈希同搞下去,李鹏就盯着北京市委书记这个位子,想给罗干,结果还是江泽民坚持调了贾庆林过来。这样,李鹏也就不满意江泽民喽。这次有人说,管政法的尉健行要退下来了,他年纪也大了么。这样,尉健行的这个位子,可能还是要由罗干和贾庆林来争。我看这次李鹏也是想要贾庆林下来的。
间:关于你走私的事情,专案组的人跟你怎么说?
赖:像我做这种生意,他要说我是走私,就是走私了;他说我是著名的企业家,那就是好的企业家喽。怎么说都可以的了。对不对?他们就说,我们国家不能允许这些腐败的官员喽,让我一定要配合喽。
问:他们有没有明确说过,到底是要把什么人挖出来,说过吗?
赖:没有。
问:从来没有?
赖:从来没有,他不说,似我想像中就是要贾庆林。
问:是冲着贾庆林的?
赖:嗯,因为我企业做得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贾庆林在福建那边当省委书记嘛。而且专案组在我公司里又拿到他的照片。他们看到贾庆林在我公司也拍过照片什么的,那肯定就是跟我有关了,他们就是要抓我回去,我一说出他来,他就完了嘛。很明显就是这一点。我跟报纸也说过,我跟贾庆林认识,他到过厦门,也到过我公司,也跟我照过像。因为这些都在“四二O”手里嘛。但是说他每次来厦门都到我公司来,这句话就有诈了。我只是说,到过,不是说每次都来我这里。我跟他太太根本就不熟,也跟贾庆林没有生意上的来往,根本没有这回事。
问:外界有一种说法,贾庆林的太太林幼芳原来曾经是“远华”公司的挂名董事,林幼芳曾经拿过你三千万,这件事贾庆林也知情?
赖:林幼芳不是我公司的董事,什么也不是。我跟她三分钱的关系也没有,哪有什么三千万?当时我都是靠自己的,我跟她根本不熟。
问:“远华案”出来后,中央为了替她洗清和“远华”的关系,还特别安排了有背景的“凤凰卫视”给她做采访,她说,她根本不知道厦门有个远华公司,人们都觉得她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赖:“凤凰卫视”的节目我知道,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说。

朱镕基嫡系朱小华被江泽民批示逮捕

朱镕基上台伊始,培养了四大智囊加实干型人才,他们是:原光大集团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小华;中国原证券会副主席、现任体改办副主任李剑阁;原贵州省副省长、现任财政部副部长娄继伟;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现任中国证券会主席周小川。然而,朱镕基最为器重的头号大将朱小华,却被江泽民亲自批示逮捕。朱小华被捕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并没有查出什么严重的事情来,但是朱小华却已经家破人亡。朱小华的太太于二000年的圣诞节在美国上吊自杀;女儿在北京得了神经病。
有人说,朱镕基咽不下这口怨气,因此疯狂报复。据说,朱小华出事是因为他在出任光大集团董事长之后盲目扩张,仗着背后有朱镕基这个总理大人撑腰,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蛮干,他也不管是什么样的公司的股份,只要有朋友推荐都入股,结果是买了一大堆不良资产,给中国造成二、三十个亿的经济损失。其次,朱小华在就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之前,任职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时候,从中协调,贷了两笔款给福建一个叫刘锡永的商人,总金额达一点二亿美元。有人怀疑他个人收了好处。后来,朱小华的光大集团又借给刘锡永八亿元人民币,结果这笔钱刘锡永无法偿还。
据说,朱镕基整顿腐败、打击走私,触痛了不少贪官污吏,于是许多人怀恨在心,恨不得未熔基早点死了。而朱小华的事,就是痛恨朱镕基的人绕过中纪委,瞒着朱镕基,通过李鹏的内线,将材料直接送交了江泽民。江泽民看完了材料后批示道:“这八个亿到底是不是国有资产,如果是,我认为此人应该抓起来”。并在批示后边注明:请通知熔基同志。朱镕基拿到批示一看,三分钟没讲话,最后说:看来小华可能是有问题,但是,他是不是真有问题要搞清楚,我没意见。
外界知道,朱小华是朱镕基的一个重点培养对象,朱镕基与他情同父子。当年是朱镕基把他直接从上海市人民银行的一个处级干部,派到香港新华社任经济部的副部长。然后又调回来任上海人民银行的副行长,接着直接调到中国外汇管理局当局长,接下来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后来又接手了光大集团,任董事长。九九年的七月份被“双规”(即被要求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他从香港坐飞机回北京,一下飞机就被武警带走了,直到现在。然而,专案组对朱小华的审查,一直没有查出什么真正的问题。但是,中央不会承认自己在朱小华的问题上错了。所以有人说,朱小华没事也要找出些事情来,因为不是针对他,而是针对朱镕基。
朱小华的太太和女儿在他被“双规”前几天去了美国。朱小华的太太在丈夫被“双规”一年多以后,也就是在二000年的圣诞节在美国自杀了。女儿回到北京,但已经神经失常。有人说,其实朱小华是朱镕基的牺牲品,朱镕基也曾在一些公开场合为朱小华抱不平。在处理朱小华的事件上,朱镕基憋了一口怨气,始终没有机会发出来。“远华案”扯出了贾庆林是个太好的机会,这样终于有机会让江泽民尝一尝这种滋味了。

赖昌星:朱镕基引渡他目的是调查贾庆林

加拿大记者盛雪多次探访远华案主犯赖昌星。她指出新任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对此案至少有责任。赖昌星在访问中回避两人关系,但承认贾庆林认识他,到过他公司,一起合过照。而朱镕基引渡他的目的是搞贾庆林。
对于贾庆林进入中常委,在加拿大的远华案首要嫌疑人赖昌星一点也不意外。赖昌星在十六大召开前的两个礼拜就已经知道贾庆林、曾庆红将进中常委这个消息,而且进一步透露,贾庆林会在明年三月成为常务副总理。

   *赖昌星关注中共十六大人事布局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赖昌星可能会被遣返回中国受审的资讯甚嚣尘上。甚至有报导披露,中国的公安人员已经在加拿大温哥华待命,随时会将赖昌星押上飞机带走。赖昌星已经委托律师在上个月完成了递交上诉材料和陈述,接下来就是等待加拿大联邦法庭是否受理他的上诉的决定。但是,无论接受上诉与否,加拿大司法程式繁复,加上赖昌星的大哥和一个原远华公司的职员最近相继在监狱中死亡,他近期被遣返的可能性很小。
而对于赖昌星来说,他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他相信,中共十六大以后,只要是新人上台,无论是谁,对远华案和他本人的兴趣都会减弱,对加拿大施加的压力也会减弱。没有了中国官方的压力,加拿大政府也就不会努力去遣返他。据加拿大司法部的资料显示,近三十年来,加拿大共收到了二百多件来自各国政府的遣返要求,但真正遣返的,却只有不到十人。
所以,他每天在家里通过电视、报纸密切关注著中国的政局变化,并根据他多年来同中国高层接触的经验,分析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预测未来的动向,预测未来的动向。

*远华案无碍官进 贾庆林平安上台

十六大闭幕,中共新领导班子产生。贾庆林成为第四号人物,让许多人意外。因为一九九九年春立案的远华走私案被中共官方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走私案,官方指赖昌星为首脑的远华集团在十数年间走私逃税达八百多亿元人民币。并指赖昌星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贿赂收买了大批中共党、政、军各方重要官员上 建省各级官员被双规、撤职、查办、逮捕、判刑,还有自杀共计近千人。外界普遍相信,既然远华案这么大,那么从一九八五年起就在福建省任省委常委、副书记,到一九九一年升任省长,一九九三年更兼任省委书记直到九六年被江泽民调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贾庆林如何能够脱得了干系呢。

*朱镕基不放过的是贾庆林

笔者在去年撰写远华案黑幕一书时,曾就这一问题反复询问过赖昌星,赖昌星反复强调远华案是江泽民和朱镕基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引发的,但是尽力回避贾庆林和他的关系。
   以下是笔者记录在书中的一段对话:
   问:朱镕基严查远华案是冲着贾庆林的了?
   赖:嗯,因为我企业做得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贾庆林在福建当省长、省委书记么。而且专案组在我公司里又拿到他和我的照片,那肯定就是跟我有关了。他们就是要抓我回去,我一说出他来,他就完了嘛。很明显就是这一点。我跟贾庆林认识,他到过厦门,也到过我公司,也跟我照过相。因为这些都在「四二O」手里嘛。但是说他每次来厦门都到我公司来,这句话就有诈了。
   问:外界有一种说法,贾庆林的太太林幼芳原来曾经是「远华」公司的挂名董事,林幼芳曾经拿过你三千万上件事贾庆林也知情?
   赖:林幼芳不是我公司的董事,甚么也不是。我跟她三分钱的关系也没有,哪有甚么三千万?当时我都是靠自己的,我跟她根本不熟。
   问:「远华案」出来后,中央为了替她洗清和「远华」的关系,还特别安排了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凤凰卫视」给她做采访,她说,她根本不知道厦门有个远华公司,人们都觉得她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赖:「凤凰卫视」的节目我知道,不知道她为甚么那么说。
   问:要弄贾庆林,就弄出个一千多人涉案的「远华案」吗?
   赖:你听不懂吗?当初江泽民他们用「反腐败」,搞倒了陈希同的北京帮之后,就有好几个人看著北京市委书记的位子了。李鹏也想让罗干上,也有人想让别人上嘛。江泽民硬是把贾庆林调到北京去的嘛,他也是政治局委员了嘛。现在别人就会说你把陈希同搞下去啦,结果自己挑了一个更腐败的,你自己找的人,还不如打倒的那一个。当然要从我这个事开刀,不然怎么弄。一直不放过我这个事的,就是朱镕基,他不是不放过我,他是不放过贾庆林嘛。如果我能回去说:贾庆林跟我有生意上的往来,他太太拿了我多少多少钱,那贾庆林不就得名正言顺地下台了,还有甚么可说的?现在就是还拿不到我这句话嘛。
   问:所以朱镕基就坚决要引渡你回国受审?
   赖:只要我回国了,就行了,我不说,他也可以说我说了,他们审案就是这样审的,我知道得很清楚。

   *朱江权争妥协,朱小华轻判

和贾庆林进入中常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十六大之前已经传来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镕基的心腹爱将朱小华上诉被驳回的消息。法庭指朱小华受贿四百多万元人民币。法庭维持原判刑期十五年。「远华案」和「朱小华」案,正是江泽民和朱镕基之间较量的舞台。现在看来江泽民已称心如意。消息来源透露,朱镕基在十六大人事安排上的退让,也是朱小华从原来被江指定要快审严判,最后被改判十五年的原因之一。

原载2002年12月开放杂志

赖昌星贾庆林和朱镕基

以坚决反腐闻名于世的朱镕基,尽管他在任时的实际反腐功绩,远不如他的“九十九口棺材”与“一口棺材”的豪言壮语来得过瘾,但在他离开总理位置后,仍然以“为官清廉”和“敢言敢干”的美名,赢得了国内外的诸多赞美。
特别是,当朱镕基还具有“铁腕宰相”的实权时,他对中国最大走私案“厦门远华案”的坚决态度,导致了众多中高级官员的落马(包括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远华红楼作为腐败教材向国人展示了一番,都曾在国内外引起巨大震撼。然而,当朱镕基退出政坛时,涉嫌“远华案”的最重要的两大人物──赖昌兴和贾庆林──则令朱镕基的反腐以失败告终。
远华案爆光后,主要嫌犯赖昌星已经出逃,于是,能否引渡赖昌星回国受审,便成为对朱镕基式承诺的最大考验。人们当然记得,朱镕基为了显示反腐败决心和国家总理的权威,发誓一定要将中国头号走私案的头号嫌犯赖昌星引渡回国,让其接受审判。为此,他不但向国际社会许诺不杀赖昌星,而且用经贸利益作为引渡的交换条件,甚至不惜动用国家财政、派遣专案小组远赴加拿大出庭作证。然而,朱镕基的一系列言犹在耳的承诺,到今天也已经黯然失色,媒体对引渡赖昌星的问题也失去了兴趣。朱镕基即将告别政坛,而赖昌星仍然逍遥在大洋彼岸。尽管最后结果如何,还不能铁钉,但人去政息的结局,已经由可能走向现实。
远华集团的发展壮大,正值贾庆林在福建主政时期,贾的妻子还是主管福建外贸的官员。无论从任何角度讲,远华案一爆光,贾庆林家族绝对脱不了干系。为此,贾的妻子还特意通过香港媒体洗刷自己。当时,海外媒体纷纷预言,已经坐进北京市委书记交椅的贾庆林,将因“远华案”而受到查处,即便有过硬的高层后台而不至于身陷囹圄,起码也会导致仕途受挫,或辞去北京市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或在十六大上不再高升。然而,无论朱镕基和尉健行的态度多么坚决,作为总理和中纪委书记的两个政治局常委加在一起,也扳不倒一个政治局委员,贾庆林不但没有被查处,也没有被迫辞职,更没有在仕途上从此止步,反而高升为十六届政治局的九常委之一,代替李瑞环成为中共政协的大主管。
从中共独裁制度的大背景看远华案,卷入其中的三位主要人物现在的结局──一个退休,一个高升、一个逍遥──就更加意味深长。远华案所标志的,非但不是一诺千金的总理信用和铁腕作风,更不是中国政府的信誉和中共反腐的决心,反而是制度性的普遍腐败和人治政治的权术阴谋的胜利,以及铁腕青天的无可奈何的失败。

刘晓波
2003年3月11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

江泽民属意接班人曾庆红?

和平年代的交接班,新人要有接班的班底才行。得给新人一个机会,成不成器,全看他们自己,手把手是教不会的。八十年代初将王兆国、胡锦涛放在团中央,邓小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胡锦涛深明第二代核心的用意,不象王兆国总是一副政工干部的官腔,而是与下属工作人员打成一片。再有,受政治导师宋平指点,胡锦涛苦练书法,不练别的,只练四个字——“朴成方正”。这四个字正是邓小平最为欣赏的作人格言,也是给自己长子邓朴方起名的由来。工夫不负“有心”人,邓小平长女邓楠讨得尚不为外人所知、但却身为明日之星的团中央书记的墨宝,献于邓小平,大获欢心。现今政治局与常委会内的团派大将,如李克强、李源潮、汪洋、刘延东、令计划等,都是胡锦涛任职团中央书记时期笼络的下属。  
但是这些人都是政工干部出身,善于执行路线、冲锋陷阵、谀上拍马,而非能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贡献奇谋奇计指明斗争方向的高士,只用这些人是要完蛋的,这就是用徒者亡的道理。当然要称王称霸,还需要有姜尚、管仲式的,或师或友的人物。89年3月胡锦涛抓住西藏八角街平叛的机会,头戴钢盔现场指挥,让记者前后左右一通乱照,以在党内元老面前展示强硬的一面。果不其然,胡的有心之举通过了邓小平的考验,这个娃娃抓住了给他的政治机会。89年六四,邓小平下令屠杀和平示威的平民,囚禁赵紫阳,并与陈云、李先念妥协,提拔江泽民进京。然而面对邓小平的提议,江泽民要求带曾庆红。正是这个时候,胡锦涛意识到自己未来强劲的政治对手出现了,不是江泽民而是曾庆红。胡锦涛走的是宋平、邓小平路线,而非汪道涵、李先念、陈云路线。若日后邓过世,江泽民坐大,接班人岂不就是曾庆红,谁不想让自己信得过的人接班?   
大概是91年,邓小平通过宋平,借口胡锦涛在西藏有严重的高原反应,而把胡留驻北京,观察中央的人与事。92年召开十四大,邓小平钦点胡锦涛进常委,在政治资历上死死压住了欲伸大志的曾庆红。93年更是让贵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别小看这党校校长的职务,这是邓公有意让胡锦涛仿效秦王李士民的文学馆,招贤纳士。胡也是一点拨就透,利用校长的身份,把全国各行业各省市的司局级、省部级干部招来搞培训,扩大自己的影响。
胡锦涛作为邓强加于江、曾的接班人,能阻止的了吗?如果硬要从正面抵制,就会象当年刘少奇一样,不仅接班人地位不保,连身家性命都是问题。2004年9月,《纽约时报》首先披露了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将在中国十六届四中全会卸下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消息。10天后,为《纽时》工作的赵岩便以涉嫌泄漏国家机密罪被捕。而同为北美的《多维新闻网》曾先后两次,先于十六大、十七大召开前,先于中共官方媒体,独家披露了新晋政治局常委人选,却相安无事。

共产党政府强化无线网络监控 防18大权斗敏感信息传播

有报导说,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府正加强对公共场所无线上网的监控,部署一系列监控设备。舆论指出,此举是共产党政府控制信息流通的一个新企图。
据英国卫报报导,北京市区正在加强对酒吧、餐厅、旅馆和书店等公共场所的无线上网管制。这篇报导说,当局要求业主安装一套价格约为两万元人民币的软件。公安部门可以借此识别这些场所无线上网用户的身份。违反这项规定的业主将面临罚金,并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
卫报说,北京市公安局尚未对这项措施在北京的实施范围作出说明。
纽约时报的分析指出,尽管当局的这项措施实施力度和范围尚不确定,但此举显示,共产党政府有感于互联网在中东和北非社会变革中的催化作用,担心在中国大陆发生类似于“茉莉花”的事件而导致共产党政权倒台,因此致力于加强网络监控。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伴随着中共党内高层间权力斗争的加剧以及中国国内矛盾日趋激烈,动乱时间层出不穷,当局不希望在这一紧张时间阶段,过多的敏感信息经由互联网传播。
有舆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网控最严格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共产党当局借助GFW(中国防火长城)封堵了一百多万个网站,其中包括脸书、推特、Google+、Blogger、YOUTUBE和EVITE等在很多国家广泛使用的网站。Google搜索引擎亦被GFW经常性重置链接,以达到共产党当局阻止中国大陆网民访问敏感信息的目的。
据纽约时报报导,共产党政府所强令公共场安装的无线网路监控软件由上海雨人软件技术开发公司研制。但该公司拒绝透露软件的详细性能。
北京市东城区警方发言人对媒体表示,此举意在加强互联网安全,并协助公安机关侦破刑事案件,但新措施的实施细节属于保密范畴。
北京L'infusion咖啡店店主王波(音)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这项措施对于在公共场所上网的普通民众不公平,政府的说辞只是一个借口。这位业主说,该措施是当局控制信息流通,钳制言论自由的一个新企图。
今年6月,记者无国界组织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大陆共产党政府网络封锁政策。该组织说,网路控制是对言论自由和信息传播自由权利的侵犯。

2011年 7月 26日

2011年7月26日星期二

江泽民借赖昌星案迫使军方核心刘华清迟浩田等人就范

“四二零”专案组发现,赖昌星大量的走私活动,大部分是打着军队的旗号,打着特殊工作需要的旗号,他手上就握有一份犹如“尚方宝剑”的中央军委绝密文件。据称赖昌星就是凭着这把尚方宝剑,走私货物如入无人之境,没有被海关查到的货物,没有麻烦最好,一旦被查到,出示这份文件之后,什么货物都可以放行。就是凭着这样一份中央军委文件,一用再用,赖昌星被指控走私数以百亿元计的各种紧俏货进入中国大陆。
于是,军队涉案如此之深被江泽民发现,他终于可以转守为攻,在掌握大量证据的情况下,与当时不可一世的军头们摊派,趁机“整顿”了解放军高层,经过讨价还价,迫使刘华清和迟浩田交出了军队实权,江泽民这边也不再追究,网开一面,仅仅以军法审判了替罪羊姬胜德少将。而江泽民从此之后全面掌握了解放军的权力,也巩固了他在党政系统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这样的情况下,江泽民最终主导了远华案的调查方向,一些与他的人马有关的人和事都不了了之,比如贾庆林与赖昌星的关系问题,赖昌星与江泽民办公室主任贾廷安交易的内幕等,都被掩盖了下来,留下了一些可能永远解不开的谜团。也因为这样的原因,赖昌星这次被遣返,成了海内外各方关注的新闻焦点。有媒体认为赖昌星遣返,则当年的赖昌星案将会被重新提起。胡锦涛主导的团派势力正是想借赖昌星案,调查涉及此案的江系人马贾庆林、贺国强等。坊间传闻,赖昌星案习近平也有一定的干系。

赖昌星案涉中共军方核心刘华清迟浩田

赖昌星案可能产生的冲击,不单单是生意场上的人,包括中共高层实际上都将受到影响。当年,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就是以远华案借力使力,巧妙地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利用远华案暴露出的与解放军高层的关系,成功地迫使当时的军头退位让权,使他对党政军权力的掌控登上了顶峰。
而远华案爆发事实上就是一个转捩点,展现了江泽民在权力政治方面的把握,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北京消息人士表示,远华案在被揭发出来之后,上报到中央政法委,而政法委书记就是李鹏系的罗干。根据初步的有关调查,江泽民系的贾廷安和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的贾庆林与远华案都有很深的关系,而贾庆林当时已经被江泽民安排在北京市委书记这个兵家必争之地,他最少要为远华案负上有关的政治责任。
但是在接下去的较量中,随着调查方向的移转,“四二零”专案组发现解放军高层不少人,包括前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刘华清、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以及解放军总参情报部部长姬胜德少将等,都涉入远华案,且与赖昌星关系密切。有人直接或间接收受了赖昌星的金钱,迟浩田为赖题写的“天泉”二字,至今还留在赖当年的一个地产项目山崖上。

赖昌星与贾庆林妻林幼芳打高尔夫球

自远华案1999年案发以来,当时已经身居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的贾庆林夫妇,实际上一直在努力撇清与赖昌星的关系。案发初期,媒体曾经报导了赖昌星与九十年代中期担任福建外贸局党委书记的贾妻林幼芳有关系,因为从理论上讲,从事大量合法非法进出口业务的远华集团,不可能和福建省主管外贸的政府机构没有来往,当然不可能不认识林幼芳,不可能不来打通贾书记的这个枕边人,更何况他赖昌星是如此善于交往和钻营之人。
贾庆林之妻林幼芳通过有关外宣机构,安排香港凤凰卫视采访,声称根本不知道厦门有个远华公司,也根本不认识赖昌星。盛雪《远华案黑幕》中记述赖昌星被问及这一点时说:“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说。"
但林幼芳斩钉截铁说她根本就不认识赖昌星,不知道远华集团。林幼芳是在北京通过有关外宣机构,安排有北京背景的香港凤凰卫视对她进行了采访,对着电视镜头说明了她与远华集团没有关系,她也根本不认识赖昌星这个人。林幼芳的这个澄清当然起到了效果,因为当时中纪委派到厦门的“四二零”专案组,在得到了这个信息之后,也就不好再深究赖昌星与贾庆林和林幼芳的关系。
而远在温哥华的赖昌星也当然非常配合,在接受各方面媒体访问时,也一概回避他与林幼芳是否认识的问题。不过在过了六年之后,赖昌星终于说了实话。他在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承认与林幼芳曾经一起打过高尔夫球,“我跟她只在高尔夫球场见过一次,我做生意,不需要找他们要批文额度,因此,没有关系”。
显然,有没有关系,要不要批文额度是另一回事,但两人见过面,两人认识却是事实。赖昌星在生意场上,在长期与中共党和政府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人无数,而见见面,相互之间认识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为什么要违背事实说话呢?除了担心受到牵连之外,是不是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怕让人知道?

赖昌星与贾庆林交往很深,到江泽民家做客?

利益共同体的需要,让赖昌星知道更要保护那些目前身居高位的中共高官,因为那更是他投资多年的心血结晶。所以直到目前,他还没有透露任何与现职高官有关的消息,都是努力为他们撇清可能的汚点。比如日前,他在温哥华中心家中接受香港《亚洲周刊》特约记者丁果访问时,就特别申明,虽然与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贾庆林“当然有很多接触”,“但绝对没有不正当往来”。
聪明的赖昌星明白,当年他是“福建最红的商人”,贾庆林是福建省委书记,他们之间不可能不认识,如果说不认识,等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所以“当然”认识,只是“绝对没有不正当往来”,因为他明白贾庆林目前所处的高位,以及贾与中共前总书记、现在还有相当影响力的江泽民之间的关系,而且他与江泽民的办公室主任贾廷安实际上也有很深的关系,他甚至曾经透过贾廷安的安排,到过江泽民家做客。
赖昌星到底认不认识这位位居中共第四高位的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但北京了解内幕的人士向多维透露,说贾庆林本人没有直接与赖昌星有不正当往来也没错,不过贾的秘书与赖昌星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不正当往来”,赖昌星敢否认吗?
他表示,从在福建开始,贾庆林涉及的有关“往来”一直以来都是透过其秘书进行,其中一位秘书现在是北京市海淀区委书记谭维克。他说:“贾的处理技巧非常高明,他从来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不会留下任何把柄给任何人,比如他与厦门悦华酒店前总经理之间的关系是厦门和福建人所共知的事实,但这位总经理之后进了监狱,被判了重刑,但贾的官位却越升越高,现在是党的第四号人物。”

赖昌星:习近平一执政我就回国度晚年

    赖昌星2008年与国内的亲属电话透露,习近平一执政我就回国度晚年。赖昌星说他是中共官场斗争的牺牲品,赖昌星说他现在如果被遣返回国可能被杀掉,这话也一点都不假,但是因为因为前红楼贵客习近平,贾庆林地位的提升使得赖昌星看到了希望。利益相关者都是中共高官,甚至就在政治局常委中。若果真如此,杀与不杀,就看谁占上风了,而不在於中国政府是如何向加拿大政府保证的,那可是你死我活的争斗,顾不得什么信誉了。
     赖昌星回国已经是迟早的事。赖昌星回国后,他的喉咙就不再由他自己发声了,而完全由权力占上风者控制。赖昌星表示一切低调。希望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博讯 北京时间2008年12月18日转载)

李修平与范宇离婚后嫁张春贤?

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女主播之一李修平,1963年2月16日生,甘肃兰州人。1992年李修平和兰州的一个工程师范宇结婚。
据《新商报》2006年2月和《知音》杂志2006年4月报道,李修平与丈夫范宇婚姻关系良好。但与此同时,据《东方日报》报道,李修平与范宇离婚,在2005年与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结婚。《扬子晚报》在2007年网络娱乐版、千龙网等网站的文章,也提到了这个说法,但尚未有正式新闻提及张春贤的夫人的名字。张春贤现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

刘乐飞妻贾丽青是贾春旺女儿

刘乐飞1973年出生,其父刘云山现任中宣部部长。刘乐飞妻子贾丽青,是原最高检查院检查长贾春旺的女儿。刘云山和贾春旺是不是政治联姻,地球人都知道。

王小丫嫁最高检察长曹建明 刘云山所管中宣部下令禁报道

王小丫嫁曹建明轰动一时

    电视台女主播与高官、富豪是内地常见的组合。全国上上下下数百间电视台中,被视为凤毛麟角的中央电视台女主播最为「出位」,该台不少女台柱的另一半均是高官达人。其中著名主持人王小丫再婚,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轰动一时。
  
   刘云山所管中宣部下令禁止报道
  
    现年 42岁的王小丫以样子清秀及口齿伶俐著称,在央视走红前,曾与四川大学前教师、后下海经商的成都房地产商吕成功有过一段婚姻。去年底盛传她已与曹建明结婚,但二人的婚讯扑朔迷离,王亦没有出面否认,但引起传媒的关注。由于新郎身份特殊,后来中宣部下令各地不得报道有关事件,而王的名字更被互联网搜寻器百度定为敏感词,禁止网民搜索。但有网民将曹今年初在北京机场接王回家的亲密照片曝光,以证两人夫妻关系。
    除了王小丫外,央视新闻女主播李修平为现任新疆自治区区委书记张春贤的妻子;央视《全球信息榜》主播、重庆美女史小诺则下嫁年长她 30岁,现年 68岁的前重庆市长、现任国务院三峡办主任蒲海清。
    此外,女主播与商界名流的组合也比比皆是,凤凰卫视女主播、祖籍台湾的陈玉佳,下嫁内地十大富豪之一、分众传媒总裁江南春;央视女主播沈冰和周涛的丈夫也分别是地产界及文化产业界富豪。

李长春命令中宣部2011年钳制新闻、言论自由

2011年1月4日,中共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举行,主管宣传的中共常委李长春在讲话中继续强调“牢牢把握正确导向”,随后中国各省的宣传部向各家媒体逐级传达了2011年中宣部的宣传口径和禁令。
有资深媒体人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中宣部对2011年新闻管制的禁令全文,由于2012年即将召开中共十八大,再加上中国社会矛盾的显现,因此,2011年的中宣部对媒体舆论可谓“全面收紧”。
中宣部的2011年宣传禁令中第一条首先要求,“为两节、两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做好收入分配、股市楼市、就业社保、教育 卫生、安全生产等热点问题的引导,解疑释惑,化解矛盾。
其二,严格控制“灾难事故和极端事件”报道,此类报道的数量不得进行异地采访、监督,各地发生的重大灾难事故,中央媒体做动态报道,不连线不直播。死亡10人以下的中央媒体不报道,由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地以外媒体不搞跨区域采访报道; 一般事故中央媒体不报道,当地媒体适度报道,事发地以外媒体不报道。
其三,“稳妥把握”征地拆迁报道,对依法依规开展的正常拆迁“不要质疑”,对漫天要价不要给予舆论支持,对暴力拆迁及拆迁中发生的“自杀、自残、群体性”事件不报道,对极端个案不炒作,不搞集纳式和链接式报道。
其四,中宣部要求,各地新闻网站、商业网站一律不得开展各类全国性新闻评选和人物、事件评选活动。广州的《南方周末》已经创办八年的年度传媒致敬评奖,就是根据这一禁令被叫停。
其五,对一般群体性事件报道,中央和事发地以外媒体不报道,要加强对都市类媒体“管理”,在群体性事件报道中防止把矛头和焦点引向党委和政府。
其六,中宣部要求,反腐败案件要防止“低俗化”倾向,不得讨论、争论、质疑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内容 ,不用“公民社会”的提法,“绝不允许”站在政府对立面,不允许以媒体观点“代替和干扰”群众意见。
其七, 做好房地产市场的舆论引导。不要搞房价问卷、网络调查,不要就“一时一地”的变化判断房价走势,不炒作极端案例。
其八,对用宅基地换户口、用承包地换社保一律不报道。对一些内部讨论的问题或专家学者的研究文章不报道。
其九,正面报道春运工作, 不要宣传“一票难求”等春运方面存在的问题。
最后,该通知称,中宣部、中央政法委近日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案件报道工作的意见》,将案件分为重大恶性、恶性、常发和特殊案件,对各层案件如何报道和把握提出明确要求,解决都市类媒体案件报道“过多过滥”问题。
而《亚洲周刊》的报道也说,中宣部要求地方媒体在2012年的十八大召开前严格限制时政民生报道版面,而网站一律不许上敏感社会新闻,一旦违规将严肃查处。

路透社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发表日期2011年 1月 12日

中宣部封杀禁令泄露 推行愚民宣传被讽为真理部

中宣部禁令泄漏「国家机密」
内地掌管意识形态、新闻出版的中宣部弄巧成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最新的例子是,中宣部近日下令内地媒体和网络,要求封杀两条「敏感消息」,无意中却令这两则消息的不胫而走。坊间消息笑称,看到中宣部的「封杀令」后,才得知原来还有这些事。
敏感消息 愈封锁民间愈八卦
据外电报道,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曾经执掌过的清华同方集团威视公司,近日在非洲纳米比亚捲入诈骗和行贿桉。由于事件涉及最高领导人家人,中宣部近日下发「禁令」,要求内地各网络搜寻引擎在输入「胡海峰 纳米比亚」、「纳米比亚 行贿调查」、「清华同方 行贿调查」、「南部非洲 行贿调查」等关键词时「请屏蔽为全站无结果」。京城耳语称,中宣部的「禁令」更引起大家关注,并透过各种途径阅读国外有关报道,令事件传播得更快。
在胡海峰事件前,中宣部也曾下发通知,要求各媒体「不得打听、采访」央视著名女主持王小丫再婚一事,否则「记者开除,总编辑撤职」,这一禁令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现年41岁的王小丫,是央视《开心辞典》主持人,她自01年离婚后,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关注。较早前,内地传媒报道王小丫再婚,但对其夫婿身分却都讳莫如深。由于中宣部的禁令,更激发民间八卦兴趣,不停向王小丫身边同事、朋友打探消息。
京城消息指,王小丫个多月前已与54岁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结婚,因两人都是再婚,加上曹建明身分敏感,两人当时只低调宴请小量亲朋好友,对外则严密封锁消息。但中宣部的一纸禁令,却无意中泄漏了这一「国家机密」。

锺仕
2009-07-24

中共18大之孟建柱和张春贤

 涉及到十八大还有许多重要的人物,譬如说公安部长孟建柱,只是由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会僧多粥少,他基本上要进入中央政法委,会比较困难。 另外又如新任新疆书记张春贤,下一届进入政治局基本上也是铁板钉钉的。

刘奇葆十八大将填补广东省委书记空缺

广东书记,坊间传言是现任四川书记刘奇葆将会填补的空缺,从现在的情况看,以刘奇葆的团派背景,又在川经过地震这件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让他主政广东进入政治局,也应该不无道理。

十八大职位预测:薄熙来未来政治生命

薄熙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大连任上崛起的政治新星,然而他后来的仕途发展并不是十分迅速。 在现在的政治局委员中,他直到2007年年底才第一次出任地方党委书记,比起其他人早已经过许多省份的党委书记历练,他的经历要单薄得多。
也正是如此,他在十八大的竞逐中一开始就居于比较被动的位置。 这也正是他在重庆要急于挽回后发劣势,力图及时改变其落后境地的原因。 可以看到,薄熙来要成为政治局排名靠前的常委,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 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李源潮“四大天王”,会把持最重要的部门和权力,已经势成定局,他要打破这个既有格局,实在是难上加难。
中纪委书记的位置拿给他做,以他在重庆的作为和他早年历史上的表现,中共不同派系应该都不会太放心。 而常务副总理的席位,王岐山和汪洋所处的竞争地位也比他有利,而刘云山又基本上会继任李长春留下的中央文明委的缺,那么对于薄熙来而言,即使能进入政治局,最多也就是排名末位的政法委书记。
除了政法委书记,其中一种可能是不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但是回调中央。 担任排名不是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或者担任中宣部长。 薄熙来有着非常好的媒体资源和公关意识,在重庆也大搞“唱红歌”运动,因而担任中宣部长似乎也正符合他个人的特色。
当然,对于他这样的不甘寂寞的角色而言,如果真的当不上政治局常委,地方党委书记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上海书记和广东书记,都是他理想的地方。 只不过从现在情势看,要把上海、广东两个书记的位置留给他做,并不是特别现实。 韩正当市长已经七八年了,如果说社保基金案到此为止,那么他也不是不能转任书记。

中纪委书记花落谁家?

由于中纪委是主管纪律检查的机构,是一个非常尖利的政治利器。 当年吴官正主掌中纪委,胡锦涛把中纪委用得得心应手,就是因为吴是胡坚定的政治盟友。
因而中纪委书记的人选一定是各方激烈争夺的对象。 俞正声、张高丽二人入主中纪委的可能性比较大。 张高丽普遍认为有着浓厚的江系背景,又因为他出身石油行业,被认为与曾庆红有很紧密的瓜葛,后者曾担任中国“石油系”第一代掌门人余秋里的秘书。 从现在的情势看来,李克强、李源潮和汪洋都有可能成为实权颇大的人物,一旦李源潮出任党务总管,依循中共惯例,应该会有对立派系的人执掌中纪委以作为平衡。 譬如十六届政治局中,党务总管曾庆红,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正好是一江、一胡,如果这一惯例不被打破的话,张高丽担任中纪委书记是顺利成章。

十八大汪洋刘云山何去何从?

现任的广东书记汪洋曾任重庆书记,无论如何,相较于薄熙来,他所处的政治地位是有利的。 下一届他能否进入政治局常委会? 这是大家都很关注的事情。
对于汪洋而言,最理想的莫过于王岐山当总理。 因为王岐山一旦出任总理,他就有一个常务副总理的缺,而王岐山到2017年就年龄到杠,他作为常务副总理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继任总理,绝对是上上之选。 如果总理不是王岐山而是李克强,那么他连在2013年出任常务副总理的机会都很渺茫。
上面已经提到了人大、政协,汪洋这个人原来就在国务院系统,担任过主管常务工作的副秘书长,对于他而言,回归国务院一定是个好选项。 如果李克强当总理,王岐山担任常务副总理,他有可能不进政治局常委会,而在常委会外担任排名第二的副总理,一旦王岐山退休,他还是可以填王岐山的缺,在2018年到2023年担任常务副总理。 如果出现李克强当总理,王岐山又去了人大政协的极端情况,那么汪洋还是有希望担任常务副总理的。
除了回归国务院,汪洋也有其他的选择,但是其他的选择对于他而言,未必最优。 中纪委书记的位置,他也不是没有可能担当,但是和他本身的能力、风格相差太远,因而可能性比较小。

刘云山和李源潮可以说是让人看得最清楚的两个,因为刘云山1947年生,年龄没有到杠,又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担任中宣部部长,由他接任新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和中央宣传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基本上是顺理成章。

李源潮十八大出任党务总管?

有许多人觉得令计划要出任新的党务总管,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外界往往把令计划和胡锦涛的关系比作曾庆红与江泽民的关系,这是很有道理,但并不意味着令计划能够顺利地担当党务总管一职。 所谓党务总管,就是中共最高的党务官僚。 一般会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 在把曾庆红和令计划作比的时候,不要忘了曾庆红在担任党务总管之前曾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令计划没有这一重身份。 而且曾庆红虽然曾担任过中央办公厅主任,但在1999年以后就转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令计划也应该不会在近期得到转任中组部长的机会。
而且最大的障碍是现在可以留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太多,一旦令计划要占据这个常委席位,则会让更多的人陷于被动,以现在胡锦涛和团派的政治实力,应该不会做这样的安排。 更何况,现在这个位置最有资格占据的是李源潮。
李源潮是团派的一员干将,他有着复旦的数学学位,后来又师从厉以宁拿到了北大的经济学硕士。 他还曾经到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做短期交流访问,因而被视为中共高层中开明进取而富有国际观的一位。 他本人曾经担任过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在团派中远比令计划名正言顺。 后来在南京书记、江苏书记任上政绩显著,因而被普遍看好。
历史证明,中组部长是离党务总管最近的人。 历任的中组部长如果晋升,一般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出任党务总管,另一种是担任中纪委书记。 总结历史的经验,转任中纪委书记的,大多是因为党务总管的位置留给了下一任总书记,譬如尉健行当中纪委书记,因为胡锦涛是党务总管,贺国强担任中纪委书记,因为习近平是党务总管。 下一任的党务总管不会为2022年的总书记预留,因而李源潮接任是理所应当。 如果他不接任这一职位而去接中纪委书记,由令计划来接党务总管,可能性比较小。
另一方面,令计划非常年轻,1956年出生,他理论上要到2027年才退休。 这和曾庆红不同,曾庆红2007年就已经年龄到杠了。 令计划和曾庆红的任职期虽然只差10年,但是他们的年龄却相差4个政治周期(5年一个),所以笔者认为令计划最有可能的前景是下一届进入政治局,担任中组部长,到2017年升任中纪委书记。 2022年如果不退休的话,可以再做一届党务总管,为到时候的新总书记保驾护航。

十八大谁将入主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

在可能留下来的各位常委中间,有许多人看起来都可以成为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的人选。 拨开总书记国家主席和总理职位,我们再来观察谁有希望入主人大和政协。
如果习、李分别是总书记、总理的话,王岐山担任常务副总理可能性很大,反而担任人大、政协负责人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他作为难得的实力干将,不在国务院的第一经济战线实在可惜。 如果张德江不退休的话,他出任人大委员长倒也合适,而且一旦他占据了人大委员长的位置,王岐山要进“两会”也只能屈居政协,这肯定不是王岐山所愿。
关于张德江能不能继续留在政治局,各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张德江可能留,也可能不留,留下之后最佳的位置无疑是人大委员长,作为国务院排名第三的副总理,他的职位正好和当年的吴邦国对应。 然而,如果李克强当了委员长,他就只剩下政协的位置了,对于安置他来说,政协的位置也是不错的。
如果他不留任人大委员长,王岐山担任人大委员长的可能性也存在,王岐山担任人大委员长优势在于可以留出一个常务副总理的空当,尤其适合团派安排一个他们中意的人选。 俞正声、张高丽、薄熙来、汪洋都是地方大员,看起来也不大像担任人大委员长的合适人选。 但是他们却都有可能成为政协主席的人选。
在11个可能成为下一任政治局成员的现任政治局常委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1945年出生的和1955年出生的各有两个。 1945年出生的刘延东、俞正声父亲都是高干,而1955年出生的李克强、汪洋都是团派,是不是通过调整退休年龄的方式来让团派和太子党做出一个交换,其实也值得观察。 如果李克强和汪洋2022年不退休,他们对于第二十届政治局的主导力会非常强,这可能是另一部分人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用俞、刘二人来换不是不可能。
而刘延东和俞正声一旦留下,又都非常适合担任政协主席。 刘延东的父亲刘瑞龙,是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奠定了她红色后代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她的父亲是江上青的入团介绍人,因而她和江泽民有着特殊的关系。 同时,她还和李克强等人共事,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可以说她一人集太子党上海帮团派于一身,像她这样左右逢源的政治人物,可以说是非常罕见,这就是为什么笔者看好她政治前途的一个原因。
她担任过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现在又已经是位列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之列,可以说升任政协主席,也只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如果真正出现政治局的调整,由非常委兼任政协主席,那么她成为政协主席更有希望。 俞正声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从历史上来看,政协主席往往有地方大员背景,譬如李瑞环曾任天津书记,贾庆林曾任北京书记等,以俞正声的资历,担任政协主席也是适合的。 当然,外界对俞正声、刘延东并不是特别看好。 他们两个人是否会因为非年龄原因提前退休,还是个未知数。 现任天津书记张高丽也没有到退休年龄,而且他年龄相对小,生于1947年,也不是没有出任政协主席的可能。 因而根据我们上述的分析,张德江俞正声刘延东和张高丽,都有可能成为新任政协主席。
汪洋和薄熙来会不会竞逐政协主席呢? 个人认为,他们两个人都不倾向于担任政协主席,汪洋担任政协主席的可能性比较小。 而薄熙来担任政协主席,也并不是很随他自己的愿。 当然,当什么官不是以一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他们要是真入主政协,大家也不会太意外。

王岐山势压李克强 有望出任总理

王岐山是姚依林的女婿,但是也是中国高层领导人中众所周知的开明派。 他的经历非常传奇,从一个历史专业的学生,到专注农村经济研究,再到后来成为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甚至参与过编写后来被禁的“走向未来丛书”),成为经济专家和金融改革的倡导者。 他曾经参与过呼吁中国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又曾亲自担任过建设银行的老总,他还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末代主任,并有着广东、海南、北京等地的地方主政经验。 他的简历丰富而出彩。
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现在已经升格,他作为中方代表团团长,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比任何其他领导都要亮眼。 他是金融、外贸、商务等领域的主管,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过去的时间点,作为全球拥有最多外汇储备国的金融大管家,他在国际上引人关注的程度极为炫目,以至于有很多人感觉他已经在力压李克强,有要继任总理的架势。
王岐山被称为救火队员,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让人联想到前总理朱镕基。 相对于李克强,他显然更像朱镕基,更像中共传统意义上的总理形象。 他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秘书长,还是上海世博会相关事宜的负责人,甚至还出任中央审计工作小组组长等,显示出他多面的工作能力,以及在国务院中极为关键的地位。 虽然他排名在主管农业的回良玉和主管关键行业(主要是工交垄断企业)的张德江之后,但他在国务院中,和李克强构成了副总理中具有驱动意义的双引擎。
一般人认为,只要李克强不担任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就非他莫属。 的确,如果李克强担任了总书记或者国家主席,或者人大委员长,在剩下的张德江、王岐山二位中间,王岐山无疑是最适合担任总理的人选。 即使李克强留任总理,常务副总理的位置也非他莫属,如果李克强担任总理的话,王岐山成为他的副手也是理所应当。
王岐山是不是可能前往人大、政协任职呢? 这就有很多因素的影响了。

李克强能否翻盘重当接班人?

在中共权力体系中最重要的就是三驾马车。 最高领导人,政府总理和党务总管,一个人什么都管,他有两个副手,一个管政,一个管党。 李克强现在极有可能接任的是政府总理,当然也有问鼎最高领导人的能力。
如果李克强能超越习近平重新成为总书记人选,那么就会出现上文习担任国家主席的情况。 李克强现在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唯一的一个副组长,(组长是温家宝)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出任三峡建委主任的副总理(从1993年到2008年,三峡建委主任一直由总理兼任),可以说实权相当大。 温家宝实际上已经开始把许多权力交给副总理,而李正是首当其冲。 李克强曾经操刀过“大部制改革”,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效,部门利益的巨大掣肘,使得任何改革都举步维艰。 未来两年,李克强能不能利用自己国务院的平台干出政绩,对于能否问鼎总书记有很大影响。 然而决定他能否反客为主,重回接班人地位的,还是江、胡两大派系之间的实力对比。 李克强上上之选自然是接任总书记,除了接任总书记以外,接任总理也是上选。 对李克强而言,接任总理比接任国家主席要有利得多。 一旦他担任总理,他就是中国经济唯一的大管家,顺理成章地接管全部经济大权。 如果他不接任总理,而担任国家主席的话,他寻找半制度性权力的空间则是最令人好奇的。 当前中国国家实力陡增,在国际舞台上风头正劲,作为国家主席,在外面就是The President,能够出席大量的外交场合,要揽下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位置也不无道理。 另一方面,他原来就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很有可能会要求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共最高的财经决策机构,其组长往往不是由国务院总理兼任。 赵紫阳、江泽民都曾亲自担任过这一小组的组长,如果李克强接任国家主席,要出任这个组长职务,也是名正言顺。 当初刘少奇也曾以国家主席身份主管经济调整,如今李克强仿先例,也不是不可。
似乎这样说来,李克强当国家主席对他而言并不是个差的选项。 但事实上,对于他而言,国家主席的经济权力毕竟不像政府总理一样是宪法赋予的,一旦当上了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要求财经大权,必然和国家主席掌握的财经权力之间出现冲突。 而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又不是上下级关系,(注意,在国家主席不是总书记的情况下国家主席是不能领导国务院总理的)这必然会使得他自己的实权大打折扣。 况且如果他担任国家主席,最有可能出任总理的是王岐山,王岐山本来就是一个很强势的人物,一旦当总理绝不会是一个对李克强服服帖帖的人。 李克强最好的结果、次优的结果、中等的结果都说了,还有一个最劣的结果,就是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大委员长是个非常清水的部门,位高但是权不重。 他自己是学法律出身,别人要让他担任立法机构负责人,自然会有很多理由。 希望他推动立法工作的进步,制定许多法律,填补现在最重要的法律空缺,如税收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使财政部和发改委的权力受到法律的限制,或者推动新闻法立法等等。 但事实上,即使他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并且具有锐意改革的思维,他也不可能把这个改革以一己之力推动下去,周围的阻力一旦很大,他是无法招架的,因而也只有顺水推舟。 如果做一个这样的人大委员长,显然不符合他的性格与愿望。

习近平接班之路

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分或合?
一般认为,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职位是不会分离的。 然而我们回顾历史,最高领导人和国家元首职务的分离在二十世纪中国是常态,最高领导人和国家元首重合的时候是少数。 蒋介石在大陆的大多数时候并未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国家元首也只在1949年到1959年,邓小平从未担任过国家元首,江泽民从1993年才开始兼任国家元首。
因为国家主席不是权力之柄,1954年宪法尚且规定国家主席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到了现行宪法,国家主席的宪法权力已经完全变成虚位权力。 国家主席发挥作用基本上是通过其党内的职务和身份。 所以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即使分离,并不造成太大的政治风险,而只是取决于党内权力博弈的结果。
当前有可能剑指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宝座的,只有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个人。 去年9月,习近平未能如外界预期接任军委副主席,引发了外界的许多猜想。 有外媒称他曾向中央写信,表明自己认为现在接任军委副主席尚不成熟,因而希望暂缓接班,假使是他写信被胡锦涛认可,也说明胡锦涛这“顺水推舟”的举动反映出他内心不希望习近平坐大位的想法。 其中的道理和原因何在? 这正是因为胡锦涛和他的政治派别越来越倾向于重新把李克强推出作为总书记的继任者,没有要继续扶持习的意愿,因而习被迫转而向另一派系寻求支持。
现在习近平可能会顺利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也可能会在同时接任三个职务的道路上受挫。 如果习近平不担任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将由李克强担任,而如果习近平接班失败,则总书记兼军委主席将由李克强出任,而习近平将得到国家主席的职位。 国家主席是个虚位,但是依照前文所述,中共除了制度性权力,还有半制度性权力。 即使团派想让习近平当一个虚位元首,习近平和他背后的派系未必认账。 习近平可以要求留在中央书记处,以中央书记处排名最高的书记的身份继续主掌党务,甚至还可能继续担任中央党的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而国家主席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也有杨尚昆的先例,因而如果习近平留任国家主席,他很有可能会得到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 总之,即使习近平坐不上大位,单单担任国家主席的话,也一定会成为一个对党务大权有相当大掌控力的领导者,而不会真正沦为虚位者。

中共18大究竟会保留几名政治局常委席位?

最极端的情况,这种情况自然不大可能发生。 政治局常委扩容到11个。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上述十一人都能如愿以偿地进入政治局。 十五届中央政治局正好只有9个成员是1935年以后出生,于是恰好一个萝卜一个坑,要让十八大上“皆大欢喜”,除了政治局扩容,似乎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要是十一个政治局常委,新增的两个席位从哪里来呢? 其中一个可能来源于总书记与国家主席两个职务的分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二职务分离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并非没有可能),另一个则可能来源于新增一个国务院副总理的常委席位。 这并非是天方夜谭。 中共十三届政治局计划设七名常委,除当时担任常委的5人外,万里、田纪云都是拟任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只是由于万里受到较多老同志反对,又要保证常委的单数,就只好把万里、田纪云都撤下,如果当时万里、田纪云都进入了常委会,那么常委中就有姚依林、田纪云两名副总理。 如此一来常委的排名可能会是这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1) 国家主席(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3) 国务院总理(4) 全国政协主席(5)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6)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7) 中央纪委书记(8)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9) 中央政法委书记(10) 国务院副总理(11)
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太大,维持九常委的格局可能性还是有的。 在维持九常委的条件下,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两个职务不太可能分离,因为一旦分离,需要新增一个常委席位给新任的国家主席,有一个政治局常委的旧有位置可能需要让出来。 从逻辑上来说,取消“全国政协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席位是最有道理的。 八十年代曾担任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李先念均不是时任的政治局常委,从1993年起,才确认政协主席要由常委担任。 政协主席只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人,政协不实行“主席负责制”,政协主席只是政协委员的一个带头人,从法统来看,并不具有超越其他政协委员的特权。 但是,由于现行体制下不断强化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因而政协主席一职从政治局常委中去掉,可能性不会太大。
政治局常委恢复到七人的传言现在也很厉害。 (如果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不分离的话)恢复到七人,有两种方案,方案一是恢复十四届、十五届政治局的格局,去掉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和中央政法委书记,方案二是搞部分“党政分开”,去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 从中国的宪政逻辑上来看,后者是比较有道理的,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实际上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名普通委员,只是负责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在表决中只有一票,他没有在人大常委会中拍板定案的权力。 他对外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他个人的政治行为只代表他自己,不能代表其他的常委会组成人员。 (这和前面说到的政协主席是一样的)人大委员长和国务院总理不同,国务院总理具有在国务院的最终决定权,要对国务院的所有决定负责任。
现在实行这一项改革的最大障碍是在不断强化党对人大政协直接领导的今天(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已经基本都由党委书记兼任),这一项改革似乎不顺乎潮流。 而且一旦人大、政协负责人不进入常委,然而在新闻媒体编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顺序上,他们仍要居于部分政治局常委之前(十二届、十三届政治局时期就是如此),在不宣布实行“党政分开”改革的条件下,这样的行动缺乏理论依据。
另一种方案是去掉意识形态总管和政法委书记两个职务。 中央政法委实际上下面直接统领公安部和“两高”,如果把中央政法委书记恢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会影响太大,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公安部长和“两高”负责人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里说的是大多数情况,周永康担任政治局委员兼公安部长在改革开放后是比较罕见的)。 但是如果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降格为政治局委员,那么他可能就只有亲自兼任中宣部部长,因为一般地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和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同一人。 政治局委员级别都相等,难以由某一个政治局委员担任另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上司。 亦即这种方案将会使中央意识形态最高主管与中央宣传部再次重合。 这对执政者的坏处是削弱了意识形态工作机构的地位,好处是使意识形态与宣传工作的结合更为紧密。
根据上述分析,如果要恢复成七常委,也可以将全国政协主席和中央政法委书记这两个职务同时调出。 相对于人大在宪法上的最高国家机关地位,政协毕竟不是那么打眼,也不是立法机构,而相对于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是作为铁定担当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宣部长的上级,中央政法委的下属机关自身级别要低一些,中央政法委书记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对工作的影响也要小一些。
当然还有最极端的一种可能,则是政治局常委削减为五人。 如果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分离的话,五个常委只能是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党务总管(即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和中纪委书记,如果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不分离,则是总书记政府总理党务总管常务副总理和中纪委书记。 十三大上曾经采用过这样的模式,当然在现在有11人竞逐政治局常委的条件下,这种模式使得只有5人能进入常委会,显然是不符合大家的利益。

角逐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的人选

根据中共历史的经验,在新老交替之时,全部政治局常委都从上一任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产生的概率比较大。 以中共十六大为例,选出的九位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原来是政治局常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是政治局委员,曾庆红是前政治局候补委员。
根据现行的党政干部退休规定,到换届时年龄超过68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退休。 亦即凡是1945年1月1日之后出生的政治局委员,都具备在十八大上留在政治局的条件,这些委员有:习近平(1953年生) 李克强(1955年生) 王岐山(1948年生) 刘云山(1947年生) 刘延东(1945年生) 李源潮(1950年生) 汪洋(1955年生) 张高丽(1946年生) 张德江(1946年生)俞正声(1945年生) 薄熙来(1949年生)。 上面这个清单上有十一个名字,而政治局会不会有十一个位置呢? 一般认为,政治局是不会出现十一个职位的,因而这十一个人中很有可能有一些人得不到政治局常委的职位,或者担任政治局委员,或者提前退休。

中共18大接班格局 美2006年预测习近平出任领导人

离十八大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围绕十八大的人事争夺现在已经成为媒体广泛关注的焦点。 但是,要分析中国高层政治的走向,离不开对中国高层政治运作规律的分析。
“禅让制”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在全党内形成长期的共识,确立下一代领导人的正式人选。 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禅让制”的实行就是江泽民向胡锦涛的权力移交,胡锦涛早在接班前十年就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掌管了党务大权。
从2003年一直到2006年,中共内部开始酝酿下一任总书记的人选。 这一时期,李克强将接任总书记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2005年,2006年期间许多外国领导人/前领导人(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等频频造访辽宁与李克强会晤,就反映出当时连国际社会对李克强接班的预期都已经非常明确了。
第一个打破去东北访问惯例的是布什总统的特使,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他2006年9月,来华访问选择的第一站是杭州。 他抵达杭州的时间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处理陈良宇案件的时间几乎完全同时。 他专程到杭州与习近平会晤反映出美国高端中国研究的深刻,对中国政局洞察的敏锐。 我们无从知晓美国方面是否已经了解到关于陈良宇将会出事的蛛丝马迹,但是他当时拜会习近平的做法,显然说明他已经预测到习近平可能代替李克强成为新的领导人。 十七大闭幕后,中共高调宣布,2007年6月,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举行时,曾让400多位与会的省部级领导投票推荐新进入政治局的成员名单,称为“民主推荐政治局委员”,这一消息让一些媒体进行多重解读。 然而事实上,这个“民主推荐”的作用和意义是非常有限的。 这绝不是十七大人事的决定性因素,一些境外媒体说习近平能脱颖而出是在民主推荐中得票多,更是无稽之谈。 1997年的十五大上,习近平在中央候补委员选举得票敬陪末座,没有十年后就受到党内欢迎的道理。 陈良宇出生于1946年,按照现行制度到2017年的十九大上到退休年龄。 在2006年以前,一般认为,李克强一旦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则陈良宇会继任黄菊留下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空缺,并可能在2013年出任总理,如朱镕基当年的政治路径。 然而由于陈良宇案东窗事发,原来江、胡两大派系已经形成默契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胡提前打掉了未来的总理人选,势必江也不可能容忍胡定下的总书记人选顺利接班。 在新一代政治明星中,李克强、薄熙来的政治背景都是非常清晰的,胡、江在背后的影子非常明显,而这正是他们的软肋,任何一个人要想跳出来,都势必遭到对方政治势力的坚决抵制,于是最后十七大在面临总书记接班人难产的情况下,决定由习近平代替李克强,成为第一接班人选。
习近平被双方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妥协对象。这是现在的接班格局形成的情况。

18大太子党全面掌权 刘源目标军委副主席或者国防部长

18大太子党全面掌权已经无法逆转,但传出这些太子党上台后要清算平民出身的胡锦涛、温家宝等的流言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最近刘少奇的儿子中共上将刘源最为奇怪,此人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父亲是如何被弄死的,竟然喊出了“共产党绝不投降”的口号,并明显把矛头针对胡锦涛。据军内的消息,刘源的目标是军委副主席或者国防部长,他信心十足,打出了保卫父辈红色江山的旗帜,要挤上18大最后一班车。

    刘源等也许只是为了上位,为了讨好明显是太子党(习近平、薄熙来等)掌权的十八大后的领导班子,但胡温却很已经有所警惕,这些太子党在过去两年都打着太子党江泽民的旗帜,结果,上个星期莫名其妙突然传出江泽民死讯,据说那几天,一些江派人马感到末日要来的氛围。现在江还没有死,但这个流言也让他们认清了一个现实:江肯定是要死的,而且有可能死在十八大之前。这就是说十八大人事还有变数。

中共领导人一代不如一代?

中国共产党的第五代领导人将在明年秋天接班。观察家们目前最关注的恐怕还是中共十八大的人事安排,尤其是政治局常委的组成。但对中国的前途和中共本身的未来影响更大的并不是中共最高层的人事安排,而是中共最高层的整体领导能力。
在纪念中共诞生90周年的讲话中,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指出的中共面临的四个危险中,“能力不足”排在第二位。显然,中共高层对领导能力的不足和退化十分担忧。
其实,中共领导能力的不足和退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所谓“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在中共的干部里面从上到下是一个普遍问题。这从如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现任中共领导人一般都缺乏个性
如果我们分析历代中共领导人的区别,不难得出这一结论。中共的开国元勋都具有很鲜明的个性。但到中共第三代,即江泽民和朱镕基那一代,除少数领导人已外(如朱镕基),绝大部分中共领导人没有个性。他们穿戴相似,举止一样,说话雷同,就象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到了中共第四代,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在目前的中共领导层里,连朱镕基这样的人都找不到了。
现任中共领导人怕担风险和责任
老一代中共领导人都以胆大出名。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冒险家,不惜用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赌注。邓小平亦敢担改革开放这样的政治风险。中共第三代虽然胆识不如毛邓,但江泽民和朱镕基毕竟在任内完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关闭几十万家中小国企这样的艰巨和高风险的历史任务。相比之下,他们的后任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采取的是消极被动怕担风险的态度。如中国应立即调整其人口政策,停止一胎化。但中共领导一直犹豫不决。尽管这一制度既不合理又过时,中国政府仍然下不了决心进行改革。
用比较眼光来看,一党专制的共产党国家出现领导能力退化有其内在逻辑。前苏联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领导能力已落到谷底。造成领导一代不如一代的体制根源是官僚化。苏共和中共都以暴力革命起家。革命党的领导人基本特征是以破为主,不按游戏规则出牌,敢于豪赌。革命成功靠的是这样的领导人物。但当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后,这类领导逐渐被技术官僚替代。执政党为了牢牢控制政权,制定了一整套政治行为规矩。任何违反这些规矩的党员和干部都会被清理出去。在一个高度官僚化的体制中顺利升迁的干部一般都是比较谨慎,不犯错误,人缘不错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实足官僚化的体制会排斥领导能力很强的干部,因为这样有能力的人会使他的同事们显得平庸无能。这一现象在中国被称为“逆向淘汰,”即有独立思考能力,敢担风险,决策果断的人往往会被排挤出中共的权力中心。
 
裴敏欣  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系教授   更新时间 2011年7月2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9:22

李长春所管中宣部禁令报导温州动车事故

中国7-23高速铁路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有报导称中宣部限制中国媒体对此事的报导。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这次灾难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9人。
*“不质疑,不展开,不联想”*
据路透社报导,中国7-23高铁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共产党的中宣部在事发第二天对境内媒体发出指令,限制对这场灾难的报导。
中宣部要求媒体以“大灾面前有大爱”为主题报导此事,“不质疑,不展开,不联想”。中宣部还要求媒体不要调查事故原因,并提醒记者报导此事应以官方信息发布为准。
路透社说,中国官方媒体记者证实确有这项指令。
*39人死亡*
与此同时,新华社报导说,截至7月25日18时,此次事故已经造成39人死亡,其中38人的身份初步确定。此外,还有192人因伤住院,其中重症12人。
另外,互联网上还出现未经证实的中宣部通知。这份通知要求中国各地媒体不派记者去实地采访,特别是要“管好子报、子刊和网站,不要链接高铁发展相关信息,不做反思性报导。”
*铁道部:雷击造成设备故障*
星期天,共产党政府的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对动车追尾事故表示道歉。他说,据初步了解,这起事故是由于雷击造成设备故障导致的。事故的详细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王勇平在记者会上说,尽管很多人会认为此次事件是由高铁系统自身缺陷所致,但他认为中国高铁技术符合安全标准。
*李大同:政府一贯如此*
曾因大胆敢言而被共产党免职的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冰点》总编辑李大同对路透社说,中国共产党政府习惯于在灾难发生后限制记者报导。这种作法只能增加公众对官方信息的不信任。
李大同说:“人们不再相信政府说的任何东西。他们对官方媒体失去了信心。”
*中国高铁质量安全引发关切*
为平息众怒,当局铁道部免除了上海铁路局三位官员的职务。
7月1日开通的京沪高铁在运行了11天后即发生故障,引发人们对中国高铁质量和安全的关切。
今年3月,原中国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由于在高铁工程招标过程中涉嫌违法违纪,被中共纪检部门调查。

2011年 7月 25日  记者: 袁野 | 华盛顿

中宣部禁令强制媒体召回温州动车事故采访记者

7月23日晚间,温州甬温线动车(CRH高速火车)发生追尾事故,据官方统计,截至25日中午13时,已造成38人遇难。昨晚(24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温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到场的几百名各地媒体记者对其愤怒质问火药味十足。言论自由管制机器——共产党的中宣部今已着手为事件降温,下禁令媒体撤回采访记者,不得擅报死伤数字。
当局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24日在温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到场的几百名各地媒体记者对其愤怒的质问火药味十足,甚至让直播现场的浙江卫视最后只能草草切断现场声音,由主播转述王勇平的说法。在场的记者情绪激动,他们质疑动车的安全系统(“自动闭塞系统”)为何失效;为何7月24日上午,救援现场一截车厢被工程机具破坏后掩埋,外界质疑其有毁灭证据的嫌疑;为何在官方两次宣布事故现场没有生命迹象后,下午5点拆解车体时,却仍发现两岁的女孩生还。
在现场参加发布会的各地媒体记者也用个人的微博客转述过程与提问, 不安和愤怒的中国民众, 在微薄等社会媒体网络上发泄着对官方的质疑和不满, 中文互联网上出现质疑铁道部的舆论浪潮。
传统媒体方面,今天的共产党媒体以“大灾面前有大爱”为主题,聚焦于当局的救援措施;由于当天(7月24日)是周末,各地市场化媒体周末缩版,最重要的事故原因调查仍无头绪,因此仅有《东方早报》等今天刊发了大篇幅的报道。
今天,言论管制机器共产党中宣部着手为事件降温。
传言称,中宣部通知各媒体:“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各媒体要及时报道铁道部发布的消息,各地媒体不派记者去采访,特别是要管好子报、子刊和网站,不要链接高铁发展相关信息,不做反思性报道。”
另一禁令则要求,“1、死伤数字以权威部门发布为准;2、报道频度不要太密;3、要多报道感人事迹,如义务献血和出租车司机不收钱等等;4、对事故原因不要挖掘,以权威部门的发布为准;5、不要做反思和评论。”
上述禁令是否准确,目前尚无法确认。不过确有报纸编辑向本台记者确认,中宣部向多家媒体发出了以共产党的新华社报道为准的禁令,除了直接指令记者的报道方向外,中共中宣部通过向媒体施压,点名要求召回记者的办法,为此事报道降温。
7月24日,有多家派出记者参加上述发布会的媒体都收到中宣部给报社主管单位的电话。
有资深媒体人告诉记者,首先,官方通过这场发布会的签到名单,收集出席记者名单与从业媒体,并上报中宣部相关部门。随后,中宣部官员就打电话给报社的主管单位,要求召回记者,“不是直接打给报社,还不准问是哪个部门,哪个人打电话来。”
广东媒体的记者披露,今天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发出通知,“目前,在温州火车出轨事故现场采访的我省媒体记者有:羊城晚报(夏杨等2人)、南方电视台(徐静、姚宏等两组5人)广州日报(邱伟荣等2人)等等(略)。请速撤回记者。”
共产党中宣部这一措施,比直接的禁令与报道指令更为精细,更为隐秘。
对此,一家广东媒体的资深编辑说,“面对天朝的舆论管控、灭失真相的反人类行为,我们沉默就是在做帮凶,历史会写上你我的懦弱的。”
下午,《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宝成通过EMS向中共铁道部办公厅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铁道部公开723事故中死伤者信息。他说,“我们想知道真相。”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2011年 7月 25日

中宣部禁令:高铁事故新闻媒体和记者不准报道

7月23号,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事故发生后,中宣部向各大媒体下令,控制对事故的自由报道。
中宣部的通知要求"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各媒体要及时报道铁道部发布的消息,各地媒体不派记者去采访,特别是要管好子报、子刊和网站,不要链接高铁发展相关信息,不做反思性报道。"
中国媒体界人士已向路透社记者证实了这个通知的真实性。

2011-07-25

2011年7月25日星期一

中共太子党陈云之子陈元

一九九五年一月,五十岁生日的那天,陈元赶到到北京医院二二O号病房看望已在那里躺了二百多天的父亲。陈云什么都没有说。
三个月后的四月十日中午,另一政治元老薄一波也到此问安。薄一波走后,陈云静下心来听了一会评弹录音,病情突然恶化,随时待命的医疗小组一边抢救,一边要求陈办工作人员紧急通知陈云家属及中共高层领导人。陈元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几乎是同步赶到病房,但九十高龄的陈云已撒手人间。
在陈云遗体告别仪式上,先后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四十多名工作人员齐集悼念堂,其中一位叫赵彤的,在抗战胜利后至中共建国这段期间任陈云的机要秘书,悲痛地伏跪在陈云灵前嚎啕大哭,久久不起。陈元赶紧上前,扶起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老人家使不得,快起快起。」老人回过身来,凝望着中年谢顶的陈家长子,携手相看泪眼:「元,我再抱抱你!」
五十年前,这位赵彤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受命到陈云身边工作后,曾经身背呀呀学语的陈元爬山涉水,躲过了蒋军的飞机轰炸。直到中共建立政权,陈云一家随毛泽东进驻中南海,这位赵彤才离开陈家。五十年之后,老主人撒手归西,少主人已成长为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为十二亿人掌管总金库的第二把手。总算没有辜负赵彤当年的、心血。
政治企图心不如邓小平强势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工人出身,在特工系统起家,三十年代即是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在党内的地位比邓小平还要资深。他是中共历史上担任中央委员最长者,竟达五十六年之久。
陈云曾经与刘伯承搭档指挥红军中央纵队,但是红军长征途中,他奉命离队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的情况,结果使他丧失了指挥军队的机会一时为红军选编辑的邓小平后来与刘伯承搭档建立在军中的影响力)。在整个抗战中,陈云未指挥过战斗,而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缺乏军事资历,没有来自军队的有力支持,被认为是陈云一直未能在最高层成为主流派的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陈云缺乏一种强势的政治企图心。尤其与邓小平相比,陈云在政治策略上、权术上均略低一筹。邓小平常常表现出灵活性、残酷性的一面,陈云则讲究原则、显得刻板。例如邓小平是「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陈云用人则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主」。
邓小平为了翻身不惜发誓「永不翻案」,一旦大权在手即翻脸不认人,对政治对手绝不心慈手软。陈云则不赞成用非正常的方法击垮对手,包括非法逮捕「四人帮」;邓小平在民运上是坚定的镇压派。邓小平下令逮捕了魏京生,陈云却表示了反对意见(《纽约时报》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二日刊出该报驻北京记者颌培德的报导提及此点);陈云亦主张平息一九八九年学运,但不赞成用大规模出动军队屠杀的极端手法处理(这个传言似乎从中共讣告中得到了某些证实,讣告中未提及陈云在「六四事件」时的表现)。
陈云不擅长政治造势,个人性格沉潜内敛,衣食住行也相当俭朴,早在六十年代起就极少出席宴会,而习惯于家里清淡的饭菜。
尽管有关他子女从政经商的流言辈语也不少,耄耋之年、曾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却对端正党风比其他元老、特别比邓小平更为重视,多次提出反对腐败,以为这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过去一段时间,腐败问题成为所谓保守派与改革派的主要攻防点。
陈云似乎也缺乏邓小平那种开阔的国际视野,极少看见他接见外宾,也甚少在国际问题、港台问题上发表看法。三十年代到过莫斯科是他唯一的出国记录,他也没有到过香港。他的一个女儿曾对美国人说:「我父亲很不喜欢美国。」
陈云的实力集中体现在组织、纪检系统、经济领域。也正是他相对正统的共党作风,在中共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对中共组织系统、纪检系统的掌握,使他自然集合了一批力量与邓小平抗衡。一贯强调「稳定才能发展」在延安经济极为困难之时,陈云所领导的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运动奠定了他在中共经济领域的创始人地位。后来,他成功领导接收沈阳、主持东北经济复苏工作;中共建政后又长期分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文革后负责修补经济烂摊子。毛泽东曾称赞陈云为「党内一流的经济专家」,中共在其讣告中定位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与邓小平相比,陈云在经济思想上当然属于稳健或保守者,而且陈反对经济发展速度过快有其历史。早在五十年末期,他就大胆地抨击毛泽东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相比之下,邓小平那个时候头脑要发热得多。邓是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积极执行了毛泽东打倒知识分子的命令。
邓小平时代,陈云并非彻底反对改革开放。不能忽视的是,代表中共改革开放重要政策指导纲领的「三中全会路线」,他即是最主要的规划人之下,提出利用外资、「市场调节」的观点甚至比邓小平还早,但陈云后来对改革步伐过快、过乱愈来愈不满,与邓小平摩擦的情况也就越来越多
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主张「发展才有稳定」,陈云则强调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发展,不能搞资本主义式的发展,而是「稳定才能发展」陈云曾经反对经济特区主要由资本家控制,因此他一直拒绝前往经济特区视察(后来陈对经济特区的评价有所改变一;在他的反对下,原本将十四个沿海城市改为特区,最后只能称为对外开放城市。陈云力主对经济降温,所谓「治理整顿、宏观调控」,所谓强化中央财力(国家能力)的理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陈云。
总而言之,在「邓记」改革造成经济过热或政治震荡时,陈云总是浮出治面稳定时局。
是故,邓小平与陈云在推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方式和手段上的分歧,使人们在经济政策左右摇摆时明显地感觉得到。
陈云使中国改革有了张力无疑,陈云的经济思想主张有极大的局限性,在意识形态上亦相当僵化,不赞成老干部尽快退休,主张暂缓政治体制改革。相比之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策略更符合老百姓的心态,更强力地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也不能因此将陈云全然否定,陈云的作用是使中国改革有了张力。
盼望中国经济尽快市场化、政治上尽快民主化的人多对陈云的思想主张持否定、批评态度。 问题在于,苏联东欧的演变、中国大陆改革以来所呈现的乱相一面,应当使人深思: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步伐是否愈快愈好呢?在整个政权缺乏制约的情况下,中共内部的派系之争是否对某派权力的过度扩张起了某种良性的制约作用?
 当陈云在得知「卫星上看不到的城市」本溪烟尘污染严重,以及已被人口问题困扰的四川省又面临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挑战后,他呼吁:「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一项大的国策,要当做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来抓。」他同时提出经常宣传、增加投资、监督检查」等三点保护环境的意见。这些主张往往被人忽视,却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难症。
元老治国时代终结,新戏码才会揭开不短的一段时间以来,中共两个超级元老邓小平、陈云,谁先死成为判断中国局势前进或停滞、倒退的最重要依据。因为邓陈在改革开放政策上的严重嫌隙,是大陆十多年来政策左右摇摆不定的根本原因所在。 许多人曾经认为,邓小平和陈云两个超级政治对立者一直在进行寿命比赛。谁先死谁就是政治上最终的失败者,后死的人就可以免于制约、随心所欲迅速全面推行自己的主张。如果邓小平先死,主张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人就会重新掌权,改革就会停滞、倒退。 陈云去世对第一线掌权者影响亦小,尽管一直传言江泽民、李鹏的对陈云的依靠多过邓小平,但陈云的去世并不会使江李有很快被人赶下台之忧,因为邓小平已无力对中共最高层改组,在第一线的掌权者中亦暂时没有人有足够实力挑战江李。
陈云其他追随者大都由于年龄原因已经退居二线或去世(如财政系统最重要的弟子、前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姚依林已病逝,组织系统最重要的弟子、前政治局常委宋平已退休, 他们将难以推出能承继陈云席位的人物。所谓中共保守派的说法将因陈云的去世而基本消失,至少是大大减少使用频率。
陈云是元老治国时代两个最重要标志之一。他的去世,意味着元老治国时代就将很快在中国终结。只有元老治国时代完全终结,新的戏码才会揭开。
陈云妻子,标准的贤妻良母.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陈云的家庭情况。我们未能查出陈云在娶于若木为妻之前,是否有过婚姻或恋爱的记录。与中共多数第一代元老形成鲜明对比。 于若木生于一九一九年,山东淄博人,原名于陆华,其父于丹绂,中国第一批派往日本
的留学生之一,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担任山东第一师范校长。
于若木十六岁时在北平读书时加入中共,抗战爆发后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党校及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不久分配去做刚刚从苏联到延安的陈云的护理员,不到一月即与长自己十四岁的陈云结为发妻。 陈云向于若木求婚时如是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于氏曾在陈云手下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专家联络室处长,后又调中国科学院审干办公室任处长,文革结束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挂一研究员名义,但平时只醉心于营养学的研究。 于若木堪称贤妻良母,整个后半生全都为照顾陈云的身体和养育五个子女而操劳。陈云去世前一年的九月,北京一家报纸曾刊登记者对于若木的访问,专谈营养学问题。于氏认为,随着对微量元素进一步研究和新的微量元素被发现,以及饮食结构环境的改善,人类将会不断战胜顽症,平均寿命也将大幅度提高,人均过百岁甚至一百二十岁都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理想。可惜的是于氏的这一理想没来得及在他丈夫身上实现。于若木对微量元素益寿延年之功效的研究始自一九七五年。昔日时,她刚刚从国家科委湖南干校结束劳改回到北京,正赶上一位美籍华人辗转托人带给陈云一瓶微量元素保健酵母,引起了于若木强烈的兴趣。 从此,长期对陈云身体状况担忧的于若木迷上了营养学,一九八二年曾在中共党刊杂志上发表过专文:营养是关系人民体质的大事〉。在她的力主下,大陆有了营养学研究所,还特别成立了一个中国微量元素科学研究会,会员五千之众,遍布全国各地的农、林、牧、食品、医药等部门.
于若木从事这项研究的实验对象,自然首先是她的丈夫。从五十年代开始,陈云与林彪同是中共七巨头中身体较差者。一九五六年陈云去某工厂讲话,工作人员考虑到他身体不好,请他坐下讲。当时他还祗有五十一岁。 一九六九年下放江西时,陈云的身体更是虚弱不堪,一次吃了八颗盐水煮花生米便腹泄不止,此后肠胃虚弱得很。吃一个苹果都要分三次。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云被医生确诊为患有血癌。一九七五年,于若木回到北京后,陈云一家生活得以安定,比陈云年轻十四岁的于若木开始将其大部份精力用在保护丈夫的健康方面。于若木及其子女对外介绍过陈云的营养保健加坚持锻炼的综合养生之道:
一是少忧寡欲,不急不恼。虽然陈云自华国锋时代结束以后曾与邓小平如东、西两千后一样长期「垂廉听政」,但十数年来陈云的每日工作时间从不超过两个小时。无论外界如何认为他与一邓小平争权,至少在宣传个人方面陈云是从来不出头的。
陈元访问美国时曾介绍,他父亲生前绝不会有「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发表,因为他父亲向来反对党内一些人给自已树碑立传。在生活方面的欲念,陈云既不嗜烟酒,更不沾牌桌,晚年的大部份时间都是一人独处。
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内将陈云居处彻底改造,因为要考虑警卫、医疗、身体锻练等诸方面的特殊需要,该建筑的实际价值无疑是一个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由于陈云标榜简朴,其室内陈设之简陋和古板又与整座建筑的高额花费绝对不成比例。
二是勤于书法、坚持面壁。祗要身体还能支持着坐到桌前,陈云的书法练习从不中止。大概从一九七七年开始,陈云便坚持每天面壁静坐四个小时,直到病入膏盲无法起坐而止。
三是基本吃素,定时定量。从一九七五年开始,陈云即不再同家人共同进餐,其本人的饭量被严格定为早餐两片面包、一碗豆浆加其他营养品少许,午餐二两米饭配一份蔬菜、一份豆制品,晚餐与午餐定量一样,但菜肴的花色要保证一周内不重复。如同陈云循规蹈矩的性格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一样,炊事员每天煮饭要用一只于若木亲手制作的量杯定量米和水,以确保丝毫不差。豆浆、豆腐及其他豆制品花样,则全部出自家伙房内的袖珍石磨。后来,上海市委领导人在陈云一次去上海暖冬期间,专门令某厂为陈云特制了一个度量更为精确的金属量杯。
了解陈云家庭生活内情的人都知道,陈云近二十年来一直都过的是一种「仙居」生活,清心寡欲,长年在一种瞑瞑状态中保持最低消耗,是能让他把生命维持到整整九十岁的决定性因素。 他终于没有活过邓小平,但就他的身体底子来讲,能够在病榻上度过九十大寿已经是一个奇迹了。解放军三O五医院的医生曾感慨:一般人如果是像陈老这样的身体底子,远不能活到他这个岁数。 而陈云能够坚持活到九十高龄才撒手人间,在保持对整个共产党政权的影响力的同时,他存在的本身就给陈元等子女们的「政治成长」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航天部的技术员

一九四五年,陈云一家双喜临门。一月,于若木为陈云生了第一个儿子;六月,陈云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看来当时陈云即还想再要一个儿子,所以为这长子取名陈元。 陈元随其父在东北度过自己的幼年时代。中共建国后即举家迁进北京。一九五三年就读
于北京实验二小,一九五八年升入北京男四中。一九五五年中学毕业后,陈元如当时中共多数高层领导干部子女一样,立志于科学兴国,随即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 一九七O年,陈元自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航天工业部第三研究院任技术员,并于一九七五年加入中共。 一九七二年,陈元第一次结婚,妻子孙王黎,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 某位当年与陈元在清华大学同窗者回忆:孙氏出身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在清华读书期间原本无意与陈元要好,看中了班里另一位平民子弟。但因此人「家庭出身」有问题,毕业后被迫西出阳关,孙氏可能是由于惧怕到那里,而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婚姻选择。
陈云以两子名字合成化名当时,陈元的父亲陈云还在江西南昌郊区某工厂从事「调查研究」(其实是被毛泽东外放劳动改造)。一九六九年底,与陈云同时发配江西的还有邓小平、王震、何长工、萧克、陈再道等」大批中共党政军元老,其中陈云住位于南郊的福州军区干部休养所八号院,劳动场所在附近的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邓小平则被安置在位于西北郊的一所将军旧宅,平时在一家拖拉机修理厂「改造思想」。 不过,陈云「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工厂原来属于江西省劳改局,所以对陈云进行「再教育」的「工人师傅」中有很多都是陆续进厂的刑满释放人员。祗是陈云没有像邓小平那样被「彻底打倒」,故生活和警卫等方面的待遇比邓小平要好。邓小平祗被恩准带秘书王瑞林前往,陈云则带了原来的秘书、警卫和炊事员,江西省奉命为其又配备了司机和锅炉工各一名,并调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后来又换成一辆副省级干部才有资格乘坐的「伏尔加」牌。
某天,福州军区干休所负责人接到的「上级命令」是:有一位叫「陈元方」的中央干部要到你处居住」。待陈云抵达之后,接待人从相貌上立刻认出了这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硬着头皮打探「首长怎么改了名字」;「怎么会来我们这个小地方居住」。陈云也祗好硬着头皮回答:人是「上头叫来的」,名是「上头叫改的」。「还好,名字改了,姓没改,我还能姓陈」。 「元」字取的是长子的名,「方」则取的是次子的名。把自己两个儿子的名字加在一起组成「上头」恩准使用的化名。 陈云当时不如邓小平的方面是,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及继母夏氏被允许前往照顾邓小平生活,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却被发配到国家科委设在湖南衡东县的「五七干校」劳改。
从一九七O年年中开始,于若木先上缴了一份揭发材料,题为「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  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虫」。几天后,又在干校院内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必须揭开铺张浪费的盖子  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批判江青「自私、贪婪、好逸恶劳,对人民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并举出占自己和陈云一九六二年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为例。时值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上海市委交际处安排陈云夫妇住进位于太原路的一座中央领导人行宫,五十年代陈云曾在这里住过一次。当陈云问到为什么现在的陈设如此奢华时,才知道所有的豪华装备都是专为江青整修的。现在江青不屑于在这里住了,才提供给陈云夫妇。而比这奢靡许多的江青行宫,在上海还有三处。 大字报贴出后,干校很快接到「上头」的指示,将于若木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戴
上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帽子,日夜批斗,罚做重体力劳动。一九七二年四月,陈云被允许回京,三个多月后,陈云在八一建军节的招待会上公开露面,于若木却仍被强迫留在湖南干校继续劳改,直到一九七五年,陈云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情况才有变化。 长子中年丧偶,人生首次坎坷的陈元在信中将自己准备结婚的想法告诉父亲后,陈云即让他们到南昌完婚。 陈元携孙玉黎到达南昌,陈云买了两斤水果糖分发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给长子办了喜事。 据在南昌奉命安排陈云衣食住行的干休所负责人回忆,陈元身穿一件蓝色工装,看上去完全是一副工人模样。 一九七四年,孙王黎为陈家生一长孙。据接近陈元的人介绍,他的这个孩子学习十分用功,中学生时即被送到美国某地一家私立中学就读,一九九三年顺利升入美国麻省的一间私立大学。 不幸的是,一九八O年左右,陈元的夫人孙玉黎患了癌症,不久即去世。中年丧妻,是陈元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坎坷。
陈元的续弦是一位年轻貌美的上海女子,大学毕业后从事医生工作。她也为陈家生了一个儿子,生子一年多后把孩子托付给了婆婆于若木,只身前往美国某大学作访问学者。
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老同学
一九七八年初,刚刚从中国科学院分出,另起炉灶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适应反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急于建立一批新的研究所,时任副院长的著名经济学家马洪立即主持建立了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广为招兵买马,一方面网罗经济学专门人才,一方面立刻开始招收研究生。当年十月,陈元作为中国大陆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专业,师从马洪和另一名经济学家于光远门下。与陈元同时进入该专业的还有朱嘉明等人。 朱嘉明自工经所毕业后,一度在理论和政治实践领域与陈元表现得同样活跃,八十年代中后期,是被赵紫阳主政时期的中共高层十分看重的青年经济学家。 一九八九年五月,朱氏因为对中共政权筹划的「六四」镇压持坚决反对态度,起草「三所一会」《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在大学生绝食的天安门广场公开广播宣传。声明中要求中共「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代表大会」。
这个「三所一会」是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国务院农业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陈锡文)、中国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朱嘉明)、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负责人王军涛和陈子明)。自此,「三所一会」成为所谓的「动乱黑三,而其中的「三巨均有中共高层之背景,故被主杀派李鹏等人指认为「党内黑手」,而这个「党内黑手」的最大后台自然是指赵紫阳。 但是,无论是「党内黑手」还是「党外黑手」当时都已经无法左右形势,就在天安门开枪屠杀的前夜,朱嘉明愤而辞官出国,长期居留美国波士顿地区,从此彻底站到了中共现政权的对立面。从一九九O年开始,朱嘉明成为被中共视为「反动组织」的「民阵」理事长。大陆在海外的民运组织「民阵」和「民联」合并组成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后,朱嘉明再次当选理事长。
朱氏从体制内一出走以后,据说曾与到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的陈元曾有过一次见面。陈元劝慰朱氏「可以先回国看一看」,朱氏则婉称「眼下时机不是太好」。从此两人似乎中断了联系。 不过,一九九五年,朱氏又从海外民运中激流勇退,弃政从商。此后,随着大批海外民运人士个人定位的改变,未来朱嘉明与陈元这两位老同学是否会在某一个历史的当口重新交会,眼下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与朱镕基的首次共事在招收研究生的同时,马洪为工经所网罗的经济学人才之了是后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进所后担任研究室主任。此后一段时间里,马洪、朱镕基与陈元和朱嘉明同为工经所里的特殊角色。
关于朱镕基同马洪的关系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马洪长朱镕基八岁,参加中共革命的时间却要比朱镕基早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就在山西参加了中共外围抗日组织牺盟会,三七年正式加入中共,三八年赴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是中共培养出的理论工作者。
中共建政之初,马洪奉调中共中央东北局,先是担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久即升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和东北局副秘书长,同时还担任过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所以,在东北工作期间,朱镕基即是马洪的下级。
高岗和李富春先后进京主持国家计委的组建工作后,马洪与朱镕基同时以支援中央干部的名义进京,马氏任国家计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务,朱氏则任主任办公室副处长等职务。
主任办公室本来就是在秘书长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所以这一段时间里朱氏成了马氏的直接下级,二人工作接触更多,私人关系也日益深远。
「高岗事件」后,马洪被打成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并被毛泽东点名,自此则长期不被重用。待朱镕基成为右派分子后,两人也就惺惺相借,用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自嘲或共勉。
所以,马洪在「文革」结束后首先提携朱镕基,其中自然有「同病相怜」的一面,但是否也有原来与高岗关系的原因在其中,却不得而知。
在朱镕基刚刚进入社科院工经所时,一九五七年被戴上的「反党右派分子」帽子早已摘掉,但「摘帽右派」仍然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因右派问题被开除的党籍也还没有恢复。 一九七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文件中说:一九五七年进行的反右派斗争,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共四十五万人(后来中共新的文件称五十五万人),至一九六四年摘帽三十余万人,剩下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十余万人经过二十一年的长期教育改造,大多数人有了转变,表现较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条件已经成熟。同年九月,中共又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者全部改正过来。 于是,中共中央最后决定,全部五十五万名右派中,九十六人不予平反。五十五万比九十六,五千比一的比例,这就是中共的所谓反右斗争「扩大化」。也就是说,一「扩大」就扩大了五千倍。依朱镕基一九五七年时的名气和地位,还没有资格名列进五千分之一,同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对右派平反问题还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这才使马洪较快地从朱镕基的档案材料里去掉了所谓「政治历史污点」。 接着,又经胡乔木的同意,马洪在工经所力主给朱镕基恢复中共党籍。时任工经所的党支部书记是朱嘉明,与陈元一起为恢复朱镕基的党籍各投了自己庄严的一票。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陈元在工经所的老同学朱嘉明与他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但同在该所的老上级此后却重新成为他的直接上级。朱镕基先是被邓小平安排为国务院副总理,接替当时的姚依林主持经济工作。再到后来,朱镕基干脆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元时任第二副行长。
一九九五年,朱镕基不再兼任行长职务,陈元的地位又升为常务副行长。而由于朱镕基进入中共决策圈后,其力主实行的经济政策诸如加强宏观调控之类,与陈元在此之前发表的经济理论多有「英雄所见略同」之处。此是后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刚刚成立时,还没有自己的校舍,学生都在北京师范大学借住。陈元妹妹陈伟华当时正好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本科就读。和陈元同学的一些人后来回忆说:北京师范大学宿舍条件很差,平均四个人挤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陈元也被分配了一个床位,但较少来住。同房间的人也就乐得同他的名字分在一个宿舍。陈元的同学很多都是拖儿带女,甚至家在农村,平时生活比较拮指。大家谁也没有想到要在经济问题上向陈元求援,陈元倒是经常主动表示关心,甚至节日里把家不在北京的外地同学请到自己家中,因而颇得同学好感。 陈元学习上还算用功,成绩也算不错。但大家当时就私下里议论,他选择现实经济学科的目的是为了今后从政打理论基础,苦熬学历资本。一九八一年八月,陈元顺利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先是留在院内做了很短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很快就调至国家计委。一九八二年中,陈元奉调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副书记,正式开始政坛生涯。次年,升为中共西城区委副书记,并很快被安排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在西城区工作期间,同僚和属下对陈元的印象是:他试图给人以「平易近人」的印象,不希望别人把他的职位同他的出身联系在一起。但是,从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直接提拔为副厅局干部的事实本身,自然就暴露出他的特殊背景。再者,陈元性格是沉默寡语,不善玩笑,早年谢顶的外貌更给人一种过于老成持重的感觉,所以多数人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往往感觉拘谨。  
在西城区工作期间,陈元被分配主管「党务」,平时却把主要精力放在编制西城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上,甚至还组织了一个经济研究会。他在西城区最主要的政绩,就是大胆主持改建了北京著名的西单商业街,准备在此建设几个现代化的商贸企业。「六四」后落成的华威大厦就是其中之一。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整个西单商业区改建工地在「六四」当夜成了北京市民反抗中共军队镇压暴行的「弹药」基地。愤怒的市民推倒工地围墙,成车的砖头、木块等建筑材料被送至长安街沿线狙击戒严部队进城。
差额选举,名落孙山
一九八四年,陈元调任北京市商贸部部长兼市体改委常务副主任。市体改委主任由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兼任,实际工作都是由陈元主持。在此期间,陈元召集了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成立了北京青年经济工作者协会,制定了北京发展战略研究计划报告,并承担了七五计划的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课题。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北京市召开了该市党的第六届代表大会,之前,中组部和北京市委已经把陈元列为市委副书记候选人,但他要得到这一职务,必须先要当选为中共北京市委委员才行。
在此之前,刚刚开过的中共全国第十三届代表大会,第一次实行了党的中央委员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所以北京市在地方的党代会中必须仿效。首先要在七百多名党代表中选举五十名中共北京市委委员,而候选人是五十五人。然后,在五十名当选者中产生出十一名常委(此前一届北京市委是十五名常委)。祗有过了这两关以后,才可以在常委的「内部份工」中,按照「组织需要」当上副书记。
据中共北京市委的工作人员回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陈毅之子)和担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薄熙成(薄一波之子),考虑到党内和社会上对干部子女当官普遍反感的情绪,很知趣地主动表示不愿把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差额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上。陈希同分析当时的情况,担心陈元会在差额选举中落选,于是很委婉地把陈昊苏和薄熙成的决定告诉他,但陈元表示对自己的当选很有信心。纽约时报一九九O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一则专题报导中说: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担心,如果陈元选不上会让他那有权势的父亲生气,所以托人问陈元是否需要帮助。陈元却自信地表示失败是没有可能的。但是,他偏偏就成了仅有的五名落选者之一。
这次参选失败,无疑是对陈元仕宦野心的一次重大打击。事后,有接近他的人劝说他还不如专心去搞自己的业务,或干脆学着别的高干子女的样子往由自己口袋里捞钱。
陈元拒绝了好心人的劝告,表示第一自己已志在于此,第二是这种选举有失公平。 北京市容不下「太子党」《纽约时报》评论说:「陈元的落选实际上并不是他本人的原因,而是因为投票者对他的父亲看法不好,并把对党内元老的孩子们官位普遍高升现象的怨恨迁怒于他。」 事实上纽约时报仅仅道出了陈元当时落选的背景之一,有知情人士分析说:除了普通党员对高干子女升官现象的反感之外,北京市的「地方主义」因素也不可忽视。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每个曾经想在北京市范围内施展一番抱负的中共元老子女最后都混不下去了。
前面说的陈昊苏「激流勇退」,从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调往广播电影电视部任副部长;薄熙成在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位置上坐了多年亦未看到升迁希望,干脆辞官下海,当了某饭店管理公司的总经理。陈元在清华大学自控制系的学长,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林曾经在北京市担任市委工业部副部长、东城区委书记等职,也是因为一直在正局级位置上踏步不前,才转而调进中央部门,先是在中央组织部任副秘书长兼经济科技局局长,一九九二年终于熬成了副部长。
万里之子万季飞,任北京市外经委副主任多年,一九九六年调任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 不但是上述元老子女,就是长期被认为是北京市独立王国「国王」的彭真,都没有把自己有心从政的子女安排在北京市内任职。比如他的儿子是在广东省熬成副省(部)级干部(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委组织部长),而后又调进中央国务院系统。另外,就陈元本人来说,从国家计委系统的一个普通工程师,直接被提拔为中共西城区委副书记,确实在北京市的干部系统内也招致一些非议。公正地讲,陈元在入读研究生前,已经有过九年时间的所谓「基层工作实践」,但非议他的人谁也不会仔细了解一下他的简历。再者,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陈元在北京市任职期间长期住在中南海里,也容易被市里的干部们议论成「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北京市曾有传说,陈元生病住院时,享受的是同他父亲一样的待遇,住在中南海的直属医院北京三O五医院,手下一班人曾经到三O五医院向他汇报工作。
在毛泽东时代,与中南海祗有半里之遥的三O五医院实际上就是中南海门诊部,所有「御医」都归此医院编制。医院里有特别为毛泽东、周恩来设立的专用病室,据传邓小平时代开始以后,此两家病室实际上是为邓小平和陈云两人保留,其他人无权享用。据曾担任毛泽东「大内御医」的李志绥先生回忆,毛泽东死后是邓小平钦旨安排李志绥出任三O五医院院长。
就是这样一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长都没有资格享用的医院,陈元居然能住在里面,人们由目然会议论他「依仗父权」。
当然,如果与那些顺利当选者相比的话,当时令陈元落选的那次选举也的确有失公平。至少陈元的名声应该比那位靠文革造反起家、并炮制了臭名昭著的「黄帅事件」的徐惟诚好多了。但徐惟诚却能在这次选举中以多数票当选北京市委委员,接着又当选为市委常委。

江泽民会为陈元大伤脑筋

对于长子的宦海呛水,陈云做何想法外自然无法得知。在此之前,陈云不知是有预感还是本来就不希望儿子长期在北京市工作,总之,陈云早在一九八四年前后即就陈元调中央部门工作的事情非正式地打过招呼。
一九八四年的一天,时任电子工业部长江泽民突然接到陈办召见电话,到场后见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及当时担任北京市体改委常务副主任的陈元都已在座。
谈笑风生之间,陈云漫不经心地冒了一句:「我看陈元同志该归队了吧?」接着便又顾左右而言他。 陈云说这话或许是无意,或许是希望陈元到「专业对口的」电子部工作,所谓「归队」,是因为陈元大学所学专业为自动化控制。但是,当时初入官场高层的江泽民尚还处在政治上的发育期,在陈云面前除了腼腆就是畏怯,岂敢多嘴多舌? 召见过后,陈云那句漫不经、心的问话,弄得江泽民茶饭不思,仍琢磨不出精神要领,祗好硬着头皮问李锐:「陈云同志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主动提出来换陈元同志来当电子部长?」
李锐在中组部工作的任务,就是按陈云的旨意专门负责「第三梯队」培养工作,自然深知陈云安排自己子女入仕的「阶梯」步骤。陈元的级别是正司局级,晋升一级为副部级。故陈云的「归队」说法即使有心,也祗是在暗示李锐和江泽民安排陈元出任电子部副部长。 在李锐以「陈云同志高风亮节」回答江泽民后,江泽民仍然担心如果陈云怪罪下来,自己吃罪不起。于是,李锐祗好拍着胸脯为江泽民打包票,安慰江泽民,如果有「怪罪」之事发生,还有中组部在前面顶着。此后不久,李锐即不再担任中组部副部长职务,陈元「归队」的事情也未再提起。
李锐在陈元同志「归队」的问题上明顶暗抗了一次,陈云似乎并未记恨在心。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中顾委一帮老人动议要开除顾委内四个委员的党籍,其中便有李锐,以及陈元的恩师于光远,罪名是「在党内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动议交到陈云处后遭到否决,理由是对党内知识分子进行组织处理一定慎而又慎,再不能犯毛泽东时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
不过,李锐从中组部退居二线后,接替他主管中央三梯队工作的新任副部长,是陈元在大学期间的同班同学刘泽彭。此人与陈元的朋党关系中组部内尽人皆知,以至风传他是陈云的义子。九十年代初,已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又一次为陈云的这位儿子大伤了一番脑筋。
当时,中共高干子女「圈子里」的人大都知道邓小平大公子邓朴方和陈云大公子陈元各有一个视为「人生第一知己」的大学同班同学,前者是何维凌;后者是刘泽彭。查刘氏简历,从吉林省宏伟机械厂一个普通技术员直调北京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办公厅秘书,然后又直升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副局长。接着又是中组部副秘书长、副部长,一路跃升。这种经历,不但没有任何背景者不敢想像,绝大多数中共「太子党」成员的晋升速度也无法与之相比。 有报导说,刘泽彭进入中组部后,很快搞得怨声载道,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里分别于一九九二年四月和六月的两次差额选举十四大代表过程中,名落孙山。同时,许多中组部干部分别找到中组部的老领导李锐、曾志、王照华等人,反映刘泽彭德行太差、作风霸道,而且缺乏起码的工作能力。
李锐等人将这些意见转达给江泽民后,江泽民虽然也觉得刘泽彭「有点过份」,平时连他这个总书记也不太放在眼里,但碍于陈云的面子,堂堂总书记竟然只敢在私下里唉声叹气。 不过,江泽民毕竟已经学会了耍点政治手腕,暗示李锐等人应该直接「向小平同志反应反应」。这样,邓办突然向中组部时任部长吕枫下达了小平同志指示:责令即刻将刘泽彭调出中组部另行分配工作。
报导中还说,当时吕枫接到邓办指示后,立刻同宋平向陈云讨主意,无奈刘泽彭被反应的种种问题都是有根有据、有证人的事实,特别是他在中组部不但从不避讳他与陈云家族的特殊关系,反而故意造势,打着陈云亲信的旗号为非作歹,这一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表现也使陈云感觉恼火。何况江泽民在此问题上是站在邓小平一边,口口声声支持中央领导集体独立工作的陈云也不好公开表反对。于是,几种因素促成了刘泽彭的失势。
但就这样,吕枫还想最后再拉刘泽彭一把,准备安排他离开北京担任一个省委的副书记以避北京的锋头,没想到刘泽彭表示坚决不离开北京,并私下里给自己找了接收单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当时,据说是陈元亲自找侨办主任廖晖,说了一大堆好话,刘泽彭才到廖氏手下当了个副主任,而且在所有副主任中排名最后。 事后,陈元曾对自己的小兄弟哀叹「关键时刻看错了人」。有中共高层人士分析说:碍于国内外、党内外对高干子女接班问题的反感,陈云安排自己儿子的朋友接掌中组部大
权不失为高招。刘泽彭如果言行谨慎,他同陈云家族的特殊关系也不会被外界所知。谁想到刘泽彭竟是「狗肉包子上不得台面」,坏了陈云家族的全盘计划。

落选后地位反而高升

在北京落选后,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及时伸出救援之手,让中组部下一纸调令,陈元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美其名日「用其所长」。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陆续成立和恢复了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保险总公司等金融业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则逐渐变成了一个全国金融工作的最高管理和决策机构,属于纯国家行政单位。被其管理的各业务总行(总公司)及其直属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全部是副部级单位,所以中国人民银行的行政级别实际上高于正部级。
陈元没有当成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但因此前他已是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按照中共有关的组织规定,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常委即享受副省、部级的待遇,所以他在北京市的地位已经是副部级了。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后,海外有报导说他的行政级别已经升正部级。
纽约时报的报导说:由于陈元是系统制定中国经济政策的关键人物,所以备受外国投资者的青睐和注目。  

陈元的「改革务实派」经济理论

一九八七年夏天,陈元曾出函邀请了一百多位经济专家,在北京平谷县研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阶段性报告」,这是陈元经济新理论的首度「大亮相」。陈元自己的观点归纳为「紧运行理论」,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徵。此后,大陆上有人写文章吹捧陈元,认为他的经济理论预见了三件事,这是后来经济发展中所证明了的:一是经济过热必然带来通货膨胀;二是经济结构不调整会出现紊乱;三是利益发展多元化问题解决不好会形成市场割据,中央和地方利益矛盾是分配不公。
一九九O年底,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陈元又在北京市组织了一次经济理论研讨会,许多经济学家如厉以宁、黄达都参加了。研讨会主要讨论陈元的一篇学术论文--我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和选择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和运行机制的若干问题(纲要)
文章内容共分四部份。陈元文章认为:行政权力开始弱化,资产权力日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地方利益过度膨胀,呈现出某些『诸侯经济』的特徵。 陈元对邓小平前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进行了某种程度否定。 不但如此,陈元还在文章中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了李鹏政府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的两年里自鸣得意的「治理整顿」的功效。
陈元在文章中批判了过去十年中实际是由邓小平所主持的改革路线是至全脱离了中国现实」,是于切实际、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忽视甚至否定集中的必要性,追求权力的绝对分散化」。十年改革中,「本应由中央牢牢掌握的社会总需求的调控权,都被下放掉了,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的社会需求的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 所以,陈元在文章中疾呼:「为了迅速遏制正在走向分散的『小农经济』局面,最根本的是要大力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实力,再造宏观调控体系」,「进行一次新的集中」。这篇文章是陈元经济理论思想的系统表达,出笼后不久即被印发在中共高层传阅。值得一提的是,文章出笼后入人民日艺人光明日选、《经济日报》等都没有反应。
《中国青年报》在刊登时注明「本文系陈元同志在一次讨论会上的学术报告,全文一万五千字,本文有删节」。 中共在香港的中通社(实际上是中国新闻社的分支机构,所以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报导称:陈元的这篇文章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注意,很多人赞成他的观点。 误传为「太子党纲领」组织者一九九一年前后,大陆上有消息说,何新最近一直在想方设法向「太子党」靠拢,恳切希望「太子党」成员能将他收为幕僚,以图日后可以有个强劲的靠山。这则消息的真假当然不易查证,但笔者看到何新一篇发表在「内部参阅」
上的经济理论文章中,确实是满篇的「陈元思想」或者说与陈元观点接近。
何新的文章很长,不可能将其中主要内容一一列举。但可以看出何新与陈元在经济理论观点上的默契。
一九九一年九月,一份被视为「太子党施政纲领」,一时炒得沸沸扬扬,陈元也因此被万炮齐轰。但事隔几月此事已经淡化之后,陈元在出外访问时表示,他被海外莫名其妙地大批一通时还没有看过〈选择〉这篇文章,何谈组织炮制?

游说海外寻找支持力量?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香港画华早选报导:陈元和邓力群之子邓英淘今年到美国和欧洲访问时,均曾和异议组织的所谓「反革命分子」会晤。陈元曾向异议人士保证说:在中共元老领导过世后,中共政策将会改变。他也强烈暗示,在后邓小平时代,他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届时将重用异己分子们的才能。
按笔者从知情人处了解,邓英淘在「六四」以后至一九九一年底未曾到过美国,祗是「公差」去过澳大利亚一次。是否在那里会见过一些异议人士不得而知。
陈元则在一九九O年八月和一九九一年十月,分别应美国福特基金会和英国政府邀请,到两国进行了访问。
在美国的时候,陈元除在纽约参加会议,还专程到了波士顿,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学院举行了一个小型演讲会。据说,陈元这次美国之行,接到了好几所名牌大学,包括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邀请,陈元都婉言谢绝了。
在英国访问的八天中,陈元发表了公开演讲,认为中国目前物价稳定,贸易盈余,估计未来五年中还会有更大发展。 到场者评论说:陈元演讲时一副雄心勃勃,意气风发的样子,似乎是要暗示他本人在中国政坛上的仕途会比中国本身更有发展,速度更快。 陈元有一份雄心壮志是毫无疑问的,不过真正熟知陈元的国内政界人士都对上述报导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一个简单的推理是,即使陈元真是从给自己留后路的角度,或从「改造」共产党的角度出发,也不会有这样张扬的办法与异议人士打交道且如此行事只会坏了他的大事。
国内政界人士还透露:陈元身边确实也聚集有所谓的「前异议人士」,比如曾经在「西单民主墙」期间一度非常活跃,王军涛、胡平等人。
陈元与陈云思想的异同虽然大陆上很有一些人对「陈元思想」颇为赞赏,但一些中青年经济研究人员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陈元的经济理论与其父陈云倡导的计划经济思想如出一辙,正所谓三教子袭,一脉相传,并无新创造。
作为中共第一代高层领导人陈云是著名的计划经济专家,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曾三次在全国性的经济决策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简单说来,陈云的经济观点大略可以概括为三个方固: 一,「统筹安排,综合平衡」理论。全部内容可概括为一句话、四个字,即「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因此,经济建设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和「四大平衡」(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外汇平衡)。 二,分清主次,循序渐进的思想。即先生活,后生产;先生产,后基建.先安排好简单再生产,再安排扩大再生产;先安排内含扩大再生产,再安排外延扩大再生产。 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即「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改革开放后,陈云曾提醒说:「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祗能
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祗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因为有了这段名言,所以国内外都把陈云的经济思想戏称为「鸟笼经济思想」。 如果仔细对照的话,陈元的理论确实是在陈云思想的基础上升华出来的。两者之间最大的同一性就是对于「计划经济」的强调都是建立在批判「经济过热」的基础上的。老子抵制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左倾盲动主义」;儿子反对的是邓小平时代的「右倾盲动主义」。

陈云父子与江泽民

大陆官方报刊在陈云去世后刊发的颂扬文章中,曾经特别提到江泽民接到「陈云同志病情恶化」的电话后,立刻驱车前往医院。虽没有赶上和陈云最后握别,但此番心意足以令陈元及其他家属打、心里底感到宽慰。陈云在去世之前,似乎也对江泽民较为满意,除了一九九四年春节在上海面对全国电视观众对江泽民大加赞扬外,据说江泽民一九九五年春节期间到北京医院看望陈云之后辞别时,陈云向江泽民伸出大拇指称赞他工作做得好。
至于江泽民对陈云的感情,陈云刚刚去世时即有评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位中共党内保守派的精神领袖「人去音留」,他的「精神遗产」将长期影响中共高层的政治运作。从江泽民一手导演的,对陈云「丧事从简,评价从优」的作法,则被认为是对邓小平「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重要信号。
一九九五年四月陈云去世时,中共对这位二号元老人物的丧事处理之低调令外界十分不解。官方的解释是「丧事从简」;外界的猜测是担心引发政治震动。而一批仍然活在世上的政治元老,甚至过去曾在政治观点上与陈云相佐的元老,都因此而敏感地联想至自己的百年之后,对此种现象颇有凄悲之感。
但是,祗要注意到《陈云文选》增补的内容,就会发现江泽民其实是在这个问题上玩了一个人们轻易不能觉察的,「丧事从简,评价从优」的把戏。
当年五月间,江泽民亲自出席《陈云文选》及《陈云画册》出版发行暨纪念陈云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席问讲话虽然内容不长,但讲话中对陈云的评价已被人认为实际上超过了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对邓小平的评价。
当时,因为邓小平把军委主席位置让给江泽民,五中全会在同意邓小平「辞职」的决定
中,对邓小平的一生做了在当时来看实在是非常高的评价,故被人们认为是一份事实准备好的给邓小平的悼词。但现在看来,这份评价邓小平的东西在一些关键内容上虚的成份多,实在是不如江泽民对陈云的称赞来得精彩、来得实在。特别是对陈云在建国初期的高度评价,海外的报导说连邓家人都已经表示不满,认为如今把陈云说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十三届五中全会时为什么不把邓小平说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
邓家人是否有如此气愤暂且不表,事实上江泽民等人在《陈云文选》「增补」时的时间编排上,确实给人以这样的感觉:「第二代领导集体」实际作用发挥到最一刻的不是邓小平而是陈云。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一九九四年重新编辑并出版的第二卷和新出版的第三卷,所收文章截止时间是一九九二年初,即那份著名的「南巡讲话」。而一九九五年新增补出版的《陈云文选》第三卷,所收文章截止时间是一九九四年初,即当时中共新闻媒体上已经大致报导过其中内容的陈云「一九九四年二月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另外,还有一篇陈云发表于一九九二年七月的悼念李先念的文章,也比《邓小平文选》中最后一篇文章的时间迟五个月的时间。这篇文章当时发表的目的,是为了对外解释陈云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并未反对特区开发和建设。再者,从《陈云文选》第三卷所收文章的最后」篇的编辑题目更可以看出江泽民等人的别具匠心匠心.
其明显用意被北京政界人士总结成两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最后一篇文章被普遍认为是对巩固江泽民的「核心」地位起了负面作用。即使是经过整理删节后对外公开发表的这部份,也都可以被政治敏感人士看出其中暗含的,对江泽民和李鹏的不满。所以,这次要用《陈云文选》第三卷中的最后一篇文章为江核、心正名。海外报导中透露:陈、邓两人都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他们彻底退出政坛前对接班人的最后评价至关重要,所以在审订《陈云文选》第三卷修订版时,虽有人提出《陈云文选》如果所收文章的截止时间比小平同志文选迟两年,是否会造成政治上的不好影响,江泽民仍坚持「就这样决定」,用意显然是要表示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他江核心的评价要以陈云的文章内容为准。第二,从一九九三年开始,中共高层实行的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在坚持和贯彻邓小平改革路线的幌子下,将陈云的一贯主张换一种表达形式而已。这里,到底是邓小平的激进改革路线有理,还是陈云的缓进改良政策正确是另一回事,但把目前江泽民、朱镕基的治国方式解释成「邓小平的方针陈云的政策」的确是一针见血。而对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陈云文选》第三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就会发现,陈云同志的指示才是这两年来中共现实政策的最佳注解,维护中央权威也好、分税制也好、基本建设规模要留有余地也好,陈云在他一九九四年二月对上海负责人的讲话中涉及到了,而这些中共当前政策的具体内容翻遍《邓小平文选》,找不出一处。问题分析到这里,自然会有进一步的问题提出:「江泽民到底是谁的政治遗产?」是邓小平的还是陈云的?上述北京政界人士一语道破:第三代接班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实际上是邓、陈两人的「混血儿」,身体是邓小平的,脑袋是陈云的;旗号是邓小平的,观念是陈云的。
人们还记得一九九四年发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中共曾经掀起一股学邓选热,江泽民亲自主持了隆重的发行学习报告会,所有中共在京领导人及除陈云、万里、姚依林之外的所有超级政治元老纷纷到会捧场。
值此,人们都认为江泽民如此动作是要以邓小平合法、合理接班人自居,拉大旗作虎皮。 这种分析固然没错,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其背后似还有另一目的,即对邓小平进行荣誉性安慰的同时,藉此对外昭示:从此邓小平对中共政坛的影响将祗剩下抽象的邓小平思想和理论而再无邓小平亲自口进行的政治实践。另外,这种极尽吹捧、阿谀之能事的,大张旗鼓的学习热,反而掩盖住了邓文选内容上的缺失,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邓选》三卷居然祗截止到一九九二年初,对此后的邓小平言论一律不收。 别的内容不说,仅一份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年中在视察首钢时的讲话早已在外界流传,当时的中共首钢报及北京市编发的一些公开刊物上都有透露,应该说不是「敌对势力」凭空杜撰。 但是,如此一份对中共改革有指导意义的讲话却没有选入《邓选》三卷。 众所周知,邓小平首钢讲话中有很多不利于江泽民和李鹏本人的内容,所以江泽民在一九九二年十四大之前一度感觉自己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都坚决顶着不准《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刊登此文,并因此也不准对外报导邓小平视察首钢的消息。邓文选三卷刚刚出笼时,外界追踪此事的评论界人士也都认为邓小平即使为了给江泽民面子,自己也会同意不把首钢讲话收入文选──此所谓「顾全大局」。
对陈云如此敬爱,对其长子陈元,江泽民也从来是表现出足够的尊重。一九九O年下半年,在政治局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经济计划工作的汇报时,主持人江泽民置在座所有国务院负责人于不顾,张口就是「听听陈元同志的意见」。好在中共所有政要都知道陈元的意见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他老子而发,所以对总书记这种「礼贤下士」的表现也是见多不怪。
据闻,被尊为中国大陆「经济沙皇」的朱镕基,也对陈元这位部下敬让三分。经常与之讨论国内经济形势。 一九九二年中共筹备召开「十四大」时,据说是江泽民点名要求让陈元进入国家机关系统的十四大代表候选名单中。可惜国家机关内多数党员并不买账,令陈元的从政历史上再次写出一笔落选记录。而在十三大党代表选举过程中曾经落选的邓小平长子邓朴方,这回却在国家机关系统如愿当选党代表。 事后,海外曾有报导说:陈元再次落选的问题,令高层很是头疼,特别给国家机关系统增加了一次中共十四大代表名额,其结果是弄巧成拙,反而给陈元帮了倒忙。机关内党员普遍对此作法反感,岂不直接影响陈元在单位内的威信! 由此可见,虽然江泽民、朱镕基等人在九七年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前,都会为陈元进入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尽职尽责」无论是出于对陈云在天之灵的慰藉,还是基于陈元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的职位及其工作成绩和能力,但党代表选举这一关如何顺利通过,对陈元确是一严峻的考验。如果说党内实行「差额选举」是中共政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在贯彻「党内民主化」方面了试牛刀,那么陈元落选现象就是这一改革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